上海小校場年畫 《湖絲廠放工搶親圖》

　　作者 陸斯嘉

　　作為中國年畫最後的輝煌，目前對小校場年畫的研究、保護顯得很尷尬。不僅年畫存世量十分稀少(僅千幅左右)，更使人感到迫切的是，上海至今拿不出一份關於小校場年畫店莊和從業人員的傳承譜係，自民國開始衰落的上海年畫，如今想找到一位傳承人可謂天方夜譚了。

　　“早在民國初年，中國年畫已經開始消失，而且它就是在上海消失的。”提起年畫，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曾如是説。

　　上海的年畫以小校場年畫最為知名。19世紀60年代，不少年畫業主和民間藝人為躲避戰亂紛紛落戶上海，在城南小校場經營年畫，形成小校場“年畫街”。

　　在我國先後分兩次公佈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中，共收錄有518項非物質遺産，其中木版年畫有12項，共12個編號，即一個産地一個編號。我國郵政部門從2003年開始發行“中國木版年畫系列郵票”，截至2011年，已經連續9年發行了9套36枚，同時還發行了小全張7枚，小版式8枚，絹質小版張4枚。這兩項計劃(目錄)中都沒有上海小校場年畫，甚至連後續名單都排不上。

　　“這不能責怪別人，因為長期以來我們對小校場年畫都沒有進行很好的整理研究。在小校場年畫于滬上誕生的大約一個半世紀以來，上海本土在2010年前竟然尚未舉辦過一次小校場年畫專題展覽，也從未出版過一本這樣的專題畫冊，以致即使在專業圈中不知年畫産地還有上海的也大有人在。去年出版的《中國木版年畫集成上海小校場卷》可以説是一項彌補缺憾的文化工程。”該畫卷主編、上海圖書館研究館員張偉對《藝術評論》記者説。

　　中國年畫産地眾多，素有“四大”(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山東楊家埠、河北武強)和“四小”(四川綿竹、河南朱仙鎮、陜西鳳翔、廣東佛山)之分。在民間藏家中，個人藏有幾百上千幅楊柳青年畫不在少數，但藏有幾十幅上海小校場年畫的屈指可數。張偉估計，上海小校場年畫的全部存世量也就1000幅左右，是中國傳統木版年畫各産地中存世量最少的。

　　現存的小校場年畫絕大多數于1890年至1910年間印刷發行，這是小校場年畫發展最迅速的時段，也是中國傳統木版年畫史上最後一個繁榮階段。

　　作為中國年畫最後的輝煌，目前對小校場年畫的研究、保護顯得很尷尬。不僅年畫存世量十分稀少，本地也沒有研究專著，散篇的研究論文寥寥十余篇。更使人感到迫切的是，在對全國年畫普查的工作中，各地已不同程度挖掘出年畫傳承人，如天津楊柳青年畫傳承人王學勤、山東楊家埠年畫傳承人楊洛書、蘇州桃花塢年畫傳承人房志達等，但上海至今拿不出一份關於小校場年畫店莊和從業人員的傳承譜係，自民國開始衰落的上海年畫，如今想找到一位傳承人可謂天方夜譚了。

　　從桃花塢到上海

　　在《中國木版年畫集成上海小校場卷》，張偉闡述了小校場年畫的由來和藝術風格。

　　他告訴《藝術評論》記者，明清時期，蘇州是當時的版刻重鎮，清雍、乾年間，蘇州年畫達到繁華頂峰。

　　當時山塘一帶以手繪年畫著稱，而桃花塢所産則以版刻為精，桃花塢年畫也因此有“姑蘇版”之稱，不但影響到揚州、南通、上海、蕪湖等周邊地區的畫鋪作坊，一些暢銷年畫常被翻版複印，摹刻仿製，甚至連日本的浮世繪也受到深刻影響。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軍隊攻襲蘇州，與清軍爆發激烈的戰鬥，蘇州城焚燬嚴重，年畫鋪的版片也被付之一炬，桃花塢年畫遭到毀滅性打擊，從頂峰跌下深淵，從此再未能重現繁榮之景。

　　張偉説，上海的小校場年畫正是發軔于蘇州桃花塢，所謂此起彼伏。據文獻記載，上海早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清嘉慶年間已開始有年畫生産，當時滬南城隍廟一帶因廟會聚成街市，匯集起不少製作和銷售紙錠、香燭等民俗用品的店舖，同時也有一些畫商在此代銷外埠年畫，但只是零星點綴，並不成氣候。

　　有文獻證明，最早一位來滬經營的桃花塢畫商是清道光年間在小校場設攤的，名叫項燿，曾開過一家飛雲閣的畫店經銷自己出品的年畫。1860年太平軍東進攻陷蘇州後，不少桃花塢年畫業主和民間藝人為避戰亂紛紛來滬，落戶城南小校場，有的開店重操舊業，有的受雇于上海的年畫店莊。這股新鮮血液的注入，為清末上海年畫的蓬勃發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礎。

　　小校場因鄰近城隍廟，以廟會而興起市場，逐漸成為繁榮的商業區。據研究，當時上海小校場一帶經營年畫的店舖工場有幾十家之多，小校場遂有“年畫街”之稱，小校場年畫也因此成為上海年畫的代名詞。在今天尚存世的一些小校場年畫中，還能找到不少當年經銷年畫的商家名號，如芳記、源興號、愛蓮堂、福齋畫店、韓青華齋等，其中以飛影閣、吳文藝、沈文雅、趙一大、筠香閣等年畫莊最負盛名。

　　小校場的年畫店舖除由民間藝人生産傳統題材的年畫外，還聘請上海地區的文人畫家如周慕橋、何吟梅、張志瀛、田子琳、沈心田等參與年畫創作，生産以反映上海租界生活和洋場風俗為題材的作品，並及時反映新聞事件，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小校場風格”。這些年畫多取材百姓普遍關心的事物景觀，充滿生活氣息，迎合了新興市民階層的需要，受到廣泛歡迎。

　　張偉告訴《藝術評論》記者，上海小校場年畫不僅滿足本地市場需求，而且向外批發，在當年的小校場年畫上就有這方面的證據：在一幅署名“嵩山道人”繪于“光緒甲午年”(1894年)的《劉軍門鎮守台灣，黑旗兵四海聞名》年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上洋新北門內小校場南筠香齋批發”的字樣。上海在晚清期間成為繼桃花塢之後江南一帶最大的年畫生産基地和貿易市場。

　　小校場年畫的藝術風格

　　張偉稱，上海小校場的年畫，除了部分傳統題材的作品以外，其他較有特色的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時裝仕女畫。時裝仕女畫的走俏，這可能與上海商業經濟的繁榮發達，肖像畫的需求比較旺盛有關，當時也的確涌現了一大批以擅長人物畫而馳名畫壇的高手，如費丹旭、改琦、任伯年、錢慧安等等。而以表現新聞時事、社會風情見長的《點石齋畫報》、《飛影閣畫報》等，人物形象的描繪更是考驗一個畫家水準的關鍵，吳友如、周慕橋、田子琳等都是這方面的行家，出手既快又準，令人讚嘆。

　　另一類是反映洋場生活，表現時代變化的作品，這類作品明顯沿著兩條主線發展：其一是以表現租界新事、新物、新景為內容的作品，如《寓滬西紳商點燈慶太平》、《海上第一名園》、《新出夷場十景》、《上海新造鐵路火輪車開往吳淞》等等。這些作品表現了人們對於當時物質文化生活急劇變化的敏感，展現了這一特定時期的社會風貌，年畫也因此成為人們了解西風東漸的一個窗口。其二是反映時事，提倡愛國的年畫，如《劉軍剋復宣泰大獲全勝圖》、《各國欽差會同李傅相議和圖》、《上海通商慶賀總統萬歲》、《國民漢興三軍司令》等等。這些作品分別從不同的側面反映重大歷史事件和都市新興的奇觀勝景，體現了當時市民階層對時事的關注和評價。這些用傳統的藝術形式錶現社會新聞的年畫，是其他美術種類中鮮見的，可謂一大創舉，堪稱年畫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當時的年畫商既緊追時代潮流，又以最大限度賺取商業利潤為主旨，盡可能地減少商業成本。如有一幅《中外通商共慶大放花燈圖》的年畫，繫上海小校場沈文雅年畫鋪為慶祝1893年上海開埠通商50週年而刻版刊印。該畫人物眾多，場景繁複，畫面構圖巧妙合理，層次分明，生動地展現了上海商界歡慶遊行的場面。畫面上，走在隊伍最前面的是寓滬西人的消防隊，當時，在盛大的慶典中消防隊往往應邀進行水龍演練以增加喜慶氣氛。其後一人手擎“令”字大旗，威風凜凜；隨後有錦牌、鑼鼓開道，花轎、花燈、舞龍、舞獅等節目夾雜在隊伍之中，而全套行頭的戲班則緊跟在隊伍後面。馬路上到處張燈結綵，道路兩旁站滿了圍觀的市民，一派喜氣洋洋的熱鬧氣氛。就是這樣一幅有著鮮明時代和地域特色的作品，在十餘年後又被年畫商們翻出來，巧妙地移用來表現當時震驚中外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打響了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的第一槍。隨後，南方各省相繼宣告獨立，響應革命。12月28日(農曆十一月初九)，獨立的17個省份各派代表在南京舉行會議，準備組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第二天，大會投票選舉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先生憑藉其崇高的威望以16票(各省1票)當選。消息一經傳出，全國人民歡欣鼓舞，上海工商各界也為之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小校場的年畫商們也聞風而動，敏銳地捕捉這一時機，做了一筆“移花接木”的生意。他們將畫面上“中外通商共慶大放花燈圖”11個字剜掉，在同一位置巧妙地嵌上“上海通商慶賀總統萬歲”10字，並將遊行隊伍中的“令”字旗移換成“漢”字旗(上海歷史博物館藏有此畫的木版，上面剜刻的痕跡非常清晰)，這樣，一幅反映辛亥革命的時事年畫就誕生了。這充分表現了當時年畫商緊跟時代的敏銳意識，也反映了他們聰明，善做生意的經商本領。這幅年畫蒙蔽了很多人，在當時廣受歡迎，並被後人視為珍貴文物。

　　張偉特別提到了一類“市井各業”的年畫，這類作品再現了修馬桶、炒糖炒栗子、賣成衣、賣水、修電燈、接電話線、拉人力車等上海灘新、老行業混雜交融的風貌。在《新出夷場十景》等年畫中，能發現不少當時市民生活的特定場景和語言，這對考察清末民初時期民俗及語言的流變是十分珍貴的形象資料。如在一幅《新刻希(稀)奇一笑圖》的年畫上，刻有“腌鯉魚放生——死活勿得知”、“猢裏(狸)精吃糖餅——怪甜”、“屁古(股)浪戴眼鏡——屯光”、“歪嘴吹喇叭——一團邪氣”等幾十條歇後語，這完全是來自滬上底層老百姓的語言，非常生動。還有一幅題為《新出清朝世界十怕妻》的年畫，畫中人物兩旁的文字夾雜著當時流行的滬方言，並十分典型地描繪了晚清社會十種懼妻行為，有別於人們對傳統社會男尊女卑的固有印象，屬民俗學的第一手資料，其文獻價值不容置疑。此外，《打連(蓮)箱(廂)》、《蕩湖船》等幾幅年畫原汁原味地保留了清末江南地區民間戲曲活動的某些細節，甚至還有大段唱詞，對研究上海地方戲曲的歷史淵源是十分珍貴的史料。

　　張偉告訴《藝術評論》記者，與北方年畫開面較大不同的是，現在所看到的小校場年畫基本都是三裁(約30厘米50厘米)或四裁(約20厘米40厘米)的尺寸作品，幾乎沒有大宮箋(約90厘米150厘米)尺寸的作品存世。這應該與上海地價昂貴，住宅普遍窄小，不適應大尺寸年畫有關(因年畫的消費群體主要是中、低經濟程度的市民階層)。這也可作為年畫在城市化進程中適應環境、自我瘦身的一個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