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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傳志:企業家的本分是把企業辦好

發佈時間:2012年01月16日 09:50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 | 手機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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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家要記得自己不只是一個人,肩上擔負的是企業裏更多人的責任。因此,我要記住自己的本分,把自己的企業辦好

    編者按:

    近日,《南風窗》發表專欄文章《柳傳志:企業家不希望中國爆發革命》,講述了聯想控股董事長兼總裁柳傳志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一些看法,以及企業家份內之事的界定。

    在柳傳志看來,改革給中國帶來了很多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個人有了選擇道路的機會,因為也誕生了一批企業和企業家。其中,民企也得以發展,撐起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

    當下,不管是企業家還是普通人,喜歡議論國內外大事,指點江山。對此,柳傳志表示,在當下中國,企業家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辦好自己的企業,這才是份內之事,而不是關心國家是否需要改革,還是革命。

    因而,柳傳志指出,企業家肯定不會希望中國出什麼事情,也不希望看到中國爆發革命。

    以下柳傳志文章全文。

    柳傳志:

    企業家的個人命運永遠和他所處的時代緊密相連。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南巡之後,誕生了四通、聯想、海爾、萬科……而在1992年的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又有一批政府機構、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紛紛下海,陳東升、王文京、馮侖們迅速崛起。

    改革開放讓人們有了選擇的機會

    對於聯想來説,我們做企業決策時,一般是從自己的情況出發,當年股權制度設計,後來走國際化路線等都是企業行為。但是鄧小平的“南方談話”,卻對企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從1989年到1991年,世界經歷了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這麼多社會主義國家都出了問題,該如何解讀背後的原因?當時一種普遍的擔心是,中國還會不會繼續高舉社會主義大旗?當時的一些輿論,讓很多人疑惑,中國是不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或者中國會不會走回頭路。也有人認為,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是因為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受了不良影響,如果真的這樣來總結,中國就很可能會走回頭路。當時我也曾感到緊張,相信很多企業家都會和我有一樣的擔心。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釋放了一個信號,打消了人們的顧慮,讓我們這一批人可以安心做好自己的企業。深圳那幅巨大的鄧小平畫像,上面寫著“發展是硬道理”,這讓我們堅信中國不會再走回頭路。

    也許現在的年輕人理解不了我們那時的感受,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我們所處的年代,也沒有比較,並不知道改革到底帶來了什麼。我40歲才開始創業,或者説才有機會創業,非常知道一個人完全沒有資格選擇道路時是多麼痛苦,一輩子完全只能走一條既定的道路,一直到老,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心裏想做的事完全沒機會做。正是有了改革開放,我們這一代人才有了自己的舞臺,才能充分發揮才能,成就更好的人生。

    現在很多年輕人覺得難,但和我們那時候的難是沒法比的,完全不是一個層次。當年我在中國科學院的時候,一家5口人,住在一間12平方米的房子裏,冬天早晨醒來,房間裏面只有4度,和冰箱冷藏室一個溫度。這種日子我們都過來了。這和今天一些年輕人有各種機會和條件,但是拼不過別人,不是一個概念。

    中國現在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改革,否定中國所走的道路。當年我在西北呆過,當時寶雞是陜西比較富裕的地方,但八百里秦川,那麼多農村,農民和以前沒有什麼區別,過著極度貧窮的日子。其實當時整個中國都窮,那時候沒有兩極分化,只有一個極,就是大家都窮,甚至是赤貧。再看看現在的中國,變化巨大,富強富裕了很多。

    民企的半壁江山

    如今,民營經濟成為了半壁江山,這是中國市場化最主要的成就之一,中國企業能夠參與到競爭中去,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通過改革開放是做不到的。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陸續誕生的中關村的企業都憋著一股勁,希望科技領域下海辦企業的一些人能夠把高科技産業化這條路走通,當時北京市和海淀區給了極大鼓勵和支持,高科技企業因此迅速做起來了,多數企業都是中科院和大學這樣的機構辦的,也成就了一批企業和企業家。當時中科院周光召院長實行一院兩制,鼓勵一部分人把成果努力轉化成産品,向市場推廣,給了聯想一個很好的小環境。鄧小平1992年南巡之後,更多的人受到鼓舞,出來了一批人和企業。

    1992年南巡掀起了新一輪發展高潮,政策上在不斷變化,我們的感覺也很明顯,之前,中國電腦行業幾乎是完全封閉的,高關稅,要批文,目的是不讓國外的電腦衝擊我們的民族工業。計劃經濟的時候,像聯想這樣體制外的企業想生産電腦,也拿不到生産批文,生産批文不對民營企業開放,這造成的一個後果是,一些國有企業的産品質次價高。

    之後,中國大幅度降低關稅,取消了批文,民營企業可以進入了,國外的電腦和原器件也都涌了進來,並進一步放寬外國人在中國設廠的限制。這對中國的電腦行業形成了巨大衝擊,長城電腦一年就被衝垮了。但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則在這個行業迅速崛起。聯想1994年只佔中國市場份額的2%左右,到2000年,所佔市場份額增長到27%。所以説中國堅持走改革開放的路,民營企業特別受益,特別是像聯想、華為這樣的高科技企業,多是以民企為主。

    當然,現在民營企業的發展還是存在著一些約束,這就需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比如除了國家需要補貼和把控的特殊行業,充分競爭的行業和領域應該完全放開,這會對中國經濟發展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企業家的本分就是做好企業

    30年來,一批批企業崛起了,但也有不少企業倒下了,不少一度風光無限的企業家或鋃鐺入獄,或黯走他鄉,或沉寂之後再無聲息。倒下去的企業,有的倒在了市場競爭中,有的倒在了體制的路上。聯想一直保持一個良性的發展,我有一個指導思想,那就是不在改革開放中犯錯誤,不做改革的犧牲品。

    這些年我自己有幾個堅信,一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原有的一些政策和要走的路是有矛盾的,允許你突破,但是有界限,不能做太過分的事情。我基本是沿著邊走,不越線,但也有自己的突圍。二是在發展業務過程中,努力向西方企業學習,在市場化之中競爭。為什麼一些企業轟然倒塌,因為完全是計劃時代的方式,就是分配,完全沒有打市場的能力。而我們做過代理,認真學習了國外的營銷方式,什麼叫做市場,什麼叫做銷售,也了解用戶要什麼,也知道怎麼改進産品。由於做了這些工作,才能在開放之中“與狼共舞”。三是在改制中把握好時機,懂得進退和感恩。

    企業工作者和政府官員的角度和高度是不一樣的,站在國家的高度做的決策更有全局性,有時不一定會對所有的局部和個體都有利。企業工作者可能對政策有不滿意的地方,用合理的方式積極提出看法即可,而不要有過激的行為,這可能會擾亂大局。

    比如有的人,看到了局部某些不公正的東西,不停地抱怨或是“吶喊”,結果顧不上自己的企業,企業垮了。企業家要記得自己不只是一個人,肩上擔負的是企業裏更多人的責任,企業垮了,是對股東和全體員工不負責任。因此,我要記住自己的本分,把自己的企業辦好。

    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是誠信經商,按章納稅,遵紀守法,解決就業,注重環保,善待員工等等,然後才可能根據企業的能力開展公益活動。努力做好自己的企業,讓企業實現産業報國,這是我們全體聯想人的訴求。我們公司的願景第一條就是“以産業報國為已任”。

    很多問題,我目前很關心,但未必能想得清楚。比如説,一些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制度,使得老百姓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出現了過度福利化的狀況,減弱了人們向前衝的動力,很多人沒到退休年齡就想退休,在沒有大的經濟危機出現以前,很和諧,沒有大的貧富差距,但是整個社會缺少發展的動力,這是好的制度嗎?今天中國的制度還有很多需要改進和改革的地方,但我們肯定也不希望中國出任何問題,我們希望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制度,我沒有那種高度,企業家只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情就夠了。

    我更感興趣的是歐洲長時間經濟衰退後,對我們的企業會有什麼影響,聯想集團電腦的銷售量會不會有所減低。聯想控股下面有兩個投資公司,他們的投資應該偏向於哪一類。

    我想與中國民營企業家交流的是,穩定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民營企業是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讓社會空氣和諧濕潤,是最重要的,是我們最要盡力的。所謂改革,真的要改,也得是執政黨內部自上而下的推動。我知道現在一些民營企業抱怨受到不公平待遇,聯想在發展過程中也遇到過一些不公,我一個明確的態度是,把企業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我們需要認真研究自己的企業該如何發展,該怎麼做,哪種東西對整個中國最有利我們不知道,但我們知道哪種東西可以讓企業發展得更好。我只在現有體制的框架和規則下做自己的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但是僅此而已,提出也不一定堅持,因為我拿不準,確實高度不同。改革是一個大的系統設計,要一步步來。

    改革是一個整體

    中國改革到了今天,有一件事情已經很明確,那就是改革是一個整體,經濟改革、政治改革,是一個一體化的東西,只追求經濟改革的話,會遇到問題,改革會難以深化。

    比如現在,如果國家的經濟增長能夠以消費為拉動,會讓百姓生活得更好,但這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政策,擴大內需也提了很多年了,總是效果不彰。比如減低稅收,把減的稅收補貼到百姓的工資中,比如把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再提高。還有政府開支是不是過大,是不是把稅收用得更好。這些都不只是簡單的經濟問題。

    最好的方式,是改革的推動者對問題有深入分析,並不斷去思考下一步如何改。鄧小平南巡恰恰説明了這一點,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推動會怎麼樣?我們相信執政黨是要求不斷改革的。中國的改革走到了現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不會回潮。

    經濟改革應該和政治改革相配套。經濟改革在前面,經濟改革到了一定程度,政治改革一定要進行。今天的中國,政治體制還是需要改革的,打擊貪污腐敗,提高監督力度,這些一定要做。

    企業生存環境依附於整個中國的發展環境,和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等等是密切相關的。政府不斷改革、改良,讓改革更全面,不僅是經濟的改革,還包括政治、文化等等的改革,讓改革形成系統化。這是我們希望的。

    (文章摘自2012年1月5日《南風窗》中《柳傳志:企業家不希望中國爆發革命》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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