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被視為近期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最大亮點。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下稱“擴中”)上來。

　　有分析認為，中央此次的“擴中”表態，或將成為中國未來30年從國富到民富轉型的起點。

　　“擴中”是擴內需的戰略安排

　　“擴中”並非是一個新詞。早在八年前，黨的十六大報告就第一次明確提出。此後，包括“十二五”規劃等重大部署中，也都有“擴中”的提法。

　　“這次提出‘擴中’，是國家基於整個宏觀經濟形勢的一個判斷：首先，我們的投資不可能再大幅度增加，4萬億投資這樣的事不可能再來第二次了。其次，在歐債危機難解、美國經濟依然比較疲軟的情況下，外貿也拉不動了。三駕馬車驅動經濟發展主要得靠擴大內需。”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擴中”是國家宏觀戰略的決策，是擴大內需的戰略安排，也是一個需要中長期貫徹執行的方針政策，這是更加著眼于中長期來考慮的富民方略。

　　擴大內需，就是要讓百姓的錢袋子鼓起來。按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的判斷，目前我國仍處於低收入群體龐大的“倒丁字形”格局。

　　按照聯合國標準，人均每日收入2美元以下為低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估計，現在中國有4億多人每日收入在2美元以下。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教授則估算，城鄉合計，這一人群甚至達10億人。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就是説中等收入代表的要是大多數，是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人，也就意味著要使大多數人的收入都上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汪同三向《中國經濟週刊》表示。

　　“現代社會或者工業化社會的分配格局應該是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它有龐大的社會中間層即中産階層。在社會中間層規模大的社會裏，社會資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較合理，經濟分配差距比較小，大多數社會成員能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獲得比較豐足的經濟收入和公平的發展機會，生活比較安定，社會成員在現代化過程中普遍受益。這樣的社會是最穩定、最可持續發展的。”蘇海南説。

　　如何界定“中等收入者”

　　你是中等收入者嗎？

　　蘇海南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考慮到居民消費物價水平等因素，以收入為主要指標，我們定義的中等收入標準為年收入6萬～20萬元左右，其中，主體部分為6萬～12萬左右(相當於8000美元～17000美元左右)，此外，家庭儲蓄和其他貨幣性資産30萬元以上，家庭人均居住面積明顯高於當地平均水平，家庭成員有旅遊健身、觀看中高檔文藝演出等的願望和經濟能力，有較高的技能或謀生能力以及較高的文化、思想道德素質等等。

　　“我們預計，目前我國中等收入者佔全國7.8億從業人員的比重，大概是22%左右，也就是一億五六千萬人。這個離橄欖形分配格局還相差很遠。”蘇海南説。

　　而現實的問題是，當下哪怕是一些月收入2萬的所謂中等收入的人群，也不太敢像真正的上述中等收入者的標準那樣消費。一旦買一套房、生一場病或者生一個小孩，就可能會成為“房奴”、“病奴”、“孩奴”，原本殷實的生活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有人稱之為“偽中産”，並呼籲國家要加大減稅力度。

　　對此，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卻不認同，他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在國外，中等收入者都是納稅的主體，不是減稅的主體。中等收入者不是靠減個稅減出來的，而是要靠個人創造性的勞動。

　　有學者認為打破壟斷也是“擴中”的一項舉措。據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學者透露，2010年我國行業間工資收入最高與最低之比為4.2比1，而世界上多數國家行業間差距在1.5至2倍左右。壟斷性行業員工享受高工資高福利，必然導致其他行業、企業無法或難以通過競爭獲得合理的經濟收益，擠壓和遏制了其他行業員工的工資收入，使他們的收入提不上去，造成收入差距擴大。而壟斷始終難以打破。

　　在蘇海南看來，“擴中”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我估計到2020年，我國中等收入者所佔比重如果能達到從業人員總量的37%～38%，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功。從現在22%～23%到37%～38%還有15個百分點。也就是每年增加百分之一點多。到2020年還有9年，每年增加百分之一點五六，爭取朝這個目標邁進。”

　　壟斷導致中産者偏少？

　　蘇海南：不宜這麼下結論。壟斷應該是一個間接因素。我們可以説壟斷是造成收入分配關係不合理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造成中等收入者比重小的直接原因。

　　我國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是受我們的經濟結構、産業結構、人力資源素質結構以及我們收入分配關係不合理所制約和影響的，比如，我國第三産業不發達，白領和灰領人員數量少，中等收入者比重就難以提高。再加上收入分配製度有很多弊端，人們合法致富的途徑還不多或不暢，會進一步抑制那些本來應該進入中等收入者群體的人。

　　可以這麼説：進了壟斷行業的正式工，大部分人可能都是中等收入者。由於壟斷行業、企業影響了社會經濟結構的合理性，導致其他行業、企業無法或難以通過競爭獲得合理的經濟收益，會遏制這些行業、企業及其職業，使他們的收入提不上去，這對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有負面影響的。但同時，壟斷行業還有一部分人本不應該成為中等收入者，比如説抄表工年收入都能拿到十多萬，從這個意義上講，又增加了一些本來不合適的中等收入者。

　　周天勇：可以這麼説。但它還不是一個主要因素。我國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創業者少，小老闆少。因為任何一個國家中等收入人群中，最大的群體就是中小老闆。像發達國家，至少每1000人口有45～50個小微企業；即便是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也有45個左右的小微企業。而我國的中小企業、小微企業不發達，數量太少。我國1000人口大概也就十二三個。這是導致我們中等收入者少的主要和關鍵原因。

　　楊宜勇：這樣説帶有情緒化色彩。壟斷可能是一個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中等收入在日本就是職業化、專業化，日本的專業人士就是中等收入者。如果都是賣苦力，永遠不可能成為中産者。最關鍵的還是人的素質和創造性，要有創新活動。中産是靠自己掙出來的，不是靠別人來救濟。要成為中産者，還得靠自己。

　　“擴中”有哪些辦法？

　　蘇海南：首先是通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促使其中部分人進入中等收入者群體；其次是扶持自主創業、科技創業等人員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第三是進一步改革完善企業和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制度；第四是調整産業、職業結構，增加白領和灰領(技能工人)比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人員來源；第五是建立更廣泛更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就業，穩定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第六是加大教育尤其是農村教育的投入，為“擴中”提供基礎；第七是深化其他方面改革，為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提供更多體制保障。比如，進一步打破城鄉分割管理體制，積極引導和吸收更多的農民轉變為市民；加快城鎮化建設進程；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改進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繼續抓好房地産市場規範和教育、衛生體制的深化改革等。

　　另外，政府還要充分發揮政府財稅在收入分配中的調節作用；堅決打擊非法收入，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引入競爭機制，推進壟斷行業改革。總之，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多方面配合。

　　楊宜勇：一是增加人力資本積累，提高勞動者素質。二是政府要創造更加寬鬆的創業環境，勞動者要勇於創業、要熱于創業。三是企業要有自己的品牌。

　　汪同三：培養中等收入群體，首先要從收入分配改革入手，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如果能把這個問題説清楚，我們早都沒這個問題了。概括講，就是要針對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階層去制定具體的收入分配製度。

　　“偽中産”是否存在？

　　蘇海南：可以這麼説，或者叫“準中産”——準中等收入者。

　　國際上講的中産階層，是一個收入水平中等、職業主要是白領或灰領且比較穩定，其社會層級處在社會分層中等及以上，特別是他們擁有一個大家都共同遵循的相同相近的價值觀的這麼一個群體。

　　在我國中等收入者群體中，其家庭結構、財富積累、收入狀況等都不一樣。部分人有一些積蓄，家庭人口比較簡單又沒有太大負擔，就成了真正的中等收入者。而另一部分人，雖然收入橫向比達到了中等收入者群體的收入區間，但家庭負擔可能比較重，又是北漂或者外來勞動者，考慮到購房、子女教育等，他的實際消費水平達不到真正中等收入者人均應有的份額。所以可以把他們叫成“準中等收入者”。

　　嘉賓：

　　蘇海南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

　　汪同三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周天勇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楊宜勇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