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並把它作為擴大內需的重點之一。可以這樣理解，這將成為中國未來30年從國富到民富轉型的起點。

　　中等收入者是消費主體，但這些年來，國內中等收入群體增長緩慢，對擴大內需推動經濟增長拉動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收入分配製度不完善拖了後腿。老百姓收入的大部分來自於勞動收入，反映勞動收入的職工工資總額在GDP中的比重處於下降態勢，從1980年的17%下降到2008年的11.2%，説白了，老百姓的錢不多，捨不得花錢。因此，要轉變到擴大內需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其核心就是要轉變到以中等收入者為主力的居民消費上來。一旦老百姓有錢了，舍得花錢，敢花錢，這種釋放出來的居民消費潛力，足夠支撐我國未來10-20年經濟年均8%的增速。

　　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既要有“加法”，又要有“減法”。

　　“加法”主要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讓老百姓的收入追得上甚至超過物價的上漲，讓老百姓敢花錢，有錢花。還要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使大量低收入者進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中來。要注意縮小城鄉差距，讓農村低收入者躋身到中等收入者行列中來。

　　“減法”，主要是減稅減負，分配時政府少拿些，讓利於民，尤其在初次分配時，降低稅收，使企業獲利空間較大，能夠承擔勞動力成本上升，又無需轉嫁給消費者。事實上，國家財政收入猛增，減稅空間很大。與此同時，加大對醫療、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公共産品的投入，解決老百姓的後顧之憂，使其再也不必為教育、醫療、養老等拼命攢錢。當下，老百姓的稅負是較重的，社會保障不到位，以至於家庭成員一人得大病，全家赤貧的現象比比皆是。企業工人與公務員在退休金上相差懸殊，這個差距不消除，大多數人自然長期與“中等收入者”無緣。歐債危機以來，一些人把問題的根源歸結為這些國家的高福利上，並提出我國需要防止高福利風險。其實，中國的實際不是福利太高了，而是低了。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不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風險，反倒有助於實現社會公平與可持續的發展目標。

　　“加法”也好，“減法”也罷，這些招數都涉及機制改革，都需要政府拿出決心和勇氣，更多地讓利於民、藏富於民，儘快實現從“國富優先”向“民富優先”發展導向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