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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發展服務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來。
中等收入者是社會穩定的中堅,是擴大消費的主體。然而,過重負擔之下,國內越來越多的中等收入者非但沒有成為“中堅層”,反而成為“夾心層”。同時,低收入群體也在為難以跨入中等收入者行列而焦慮。建設“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社會”,任重道遠。
年末,本報記者採訪了幾位普通居民,請他們就此話題吐露心聲,暢談期待。
編 者
北京市外企白領王媛
生活壓力大,成了“偽中産”
本報記者 歐陽潔
王媛在北京一家外企工作,是人們眼中標準的“白領”。她月薪上萬,每天衣著光鮮地出入高檔寫字樓,生活體面、滋潤。年初,她“升級”做了媽媽,不僅生活忙亂起來,更要好好考慮家庭整體規劃,除了為父母養老,還要為孩子創造一個良好的成長環境。
“從幼兒園開始就得給孩子找好學校,費用不菲。如果再上輔導班,開銷就更大了。”王媛算了算,學齡前就得預備10來萬元。王媛是獨生子女,父母養老自然要靠她。王媛的愛人來自農村,是家中唯一的兒子,以後也要承擔兩位老人的養老。
花銷這麼多,收入夠用嗎?王媛説,工資是她的主要收入來源,每扣完各種保險、所得稅後,拿到手裏的有9300元左右。好在今年個人所得稅起徵點提高了,她每個月少交了500元左右的個人稅。
“收入看起來不低,但工資漲速跟不上物價的漲速,而且我們公司工作壓力挺大的。每年經過嚴格的考核評比,只有評級靠前,工資漲幅才能超過10%。”王媛説,今年生完孩子後,有好幾個月沒工作,收入也少了不少。她覺得自己成了“偽中産”。
説到股票、基金等財産性收入,王媛只能苦笑。2007年,A股達到有史以來最高點時,王媛隨大流進入資本市場,買股票、買基金。然而,隨著A股持續下跌,現在她都沒心情去看股票賬戶了。
“最近打開賬戶一看,投進的10來萬元錢,現在縮水了一半不止。基金除了一隻還稍微穩定點外,其他的大約已經虧了20%。”王媛説,“本來還打算給兒子投資點教育基金,現在看來都不太合適。希望以後股市能正常、健康發展,讓我們也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哈爾濱藥企銷售員許亮
崗位在低端,難有高工資
本報記者 袁 泉
“如果安心幹下去,日子也過得去,但年輕人總不想就這麼認了。”許亮今年28歲,是土生土長的哈爾濱人,為找到適合自己的崗位,實現職場跨越,三年時間他換了三份工作。
2008年,許亮從哈爾濱本地一所知名大學的食品工程專業畢業,進入一家食品企業做質量管理工作。“每天化驗油脂、酸度、過氧化值,準時上班,準時下班,日子平平淡淡,待遇也平平淡淡的。”
雖説專業對口,許亮仍然覺得每天和瓶瓶罐罐打交道,不是他理想中的職業。一年後,他離開了哈爾濱,跳槽到大慶市的一家乳品企業,從事終端控制系統操作。
“收入略有增加,但每天在生産車間裏的工作就是排料、調配,晃來晃去還是老樣子,人也學不到新知識,感覺畢業之後沒有什麼成長。”許亮説,企業對低端生産線的員工幾乎沒有什麼培訓,最大的培訓項目就是企業ISO認證時進行的崗位培訓,“即便拿到企業內部資格認證,如果跳槽,也是根本不頂用。”
“咱幹的工作就是最基礎的,每個月的工資也不高,就是2000元左右。離家又遠,將來生活上還要面對很多實際的問題,還不如回到哈爾濱,至少家裏可以照顧我的生活,壓力也會小一點。”許亮説。
今年初,許亮捨棄了那份“專業對口”的工作,到哈爾濱一家生物制藥企業搞銷售。“現在的收入差不多每月有3000元,工作雖説辛苦些,每天要跑藥店,維護良好的客戶關係,但比起以前單調的生活,感覺充實很多,至少每天都能有成長,有積累。”
回顧三年來的職場生活,各種勞動保障無法銜接讓許亮很頭疼。“換一次單位就要重新辦一次,很麻煩。要是各種保障都很健全,就算辭職單幹,心裏也有底。”
人往高處走,低端的産業裏只有低端崗位和低工資。現在,許亮最大的希望就是多積累一些經驗,將來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早點進入“中産”行列。
海口市按摩店老闆劉榮光
收入不穩定,攢錢不容易
本報記者 馬躍峰
冬日的海口市瓊苑路,微風吹拂、綠葉婆娑。街邊一個小衚同口,擺著一柱白色燈箱,上面寫著:針灸、梅花針、三棱針、拔罐、刮痧。推開房門,老闆劉榮光正在給客人按摩。
“按摩一次多少錢?”記者問。
“35元。”
“一天有幾位客人?”
“不確定。最多一天來了11位。”劉榮光説著話,手並不停,拍拍打打,非常賣力。
1997年,劉榮光來到瓊苑路,租了一個80平方米門面房,雇用七八個按摩工。當時,每個月能掙上萬元。後來,因房屋拆遷,他只好再找新地方。幾經換房,生意變得越來越清淡。
“做個體生意不容易,客人少的時候就只能在屋子裏乾等。平均算下來,一個月能賺7000多元吧。”劉榮光説,生意很不穩定,這也讓他不敢多聘用幫手,到現在還只是一個人做。
“按理説掙得不少了,可仍覺得手頭緊。”劉榮光算了一筆賬,每月房租900元、水電費350元,按摩床一次性投入5000多元,一套理療儀就得1萬多元。此外,還要購買水盆、毛巾、床單、按摩精油等各種物品,都得花錢。
生活上的支出也不少。劉榮光説,自己每月飯費800元,還要給父母養老金1000元,老婆孩子的租房費每月1000元、生活費每月1000元,這麼一算下來,每月剩餘寥寥無幾。現在父母年事已高,萬一有個大病小災,找錢治療都頭疼。
説到買房子,劉榮光直搖頭:“按現在的房價,買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大概需要八九十萬元,根本買不起。”劉榮光説,都説宏觀調控政策正發揮作用,不少地方的房價下降了,但什麼時候能讓我們這種收入的人買得起房?
劉榮光説,海口市鼓勵外來務工人員參加社會保險,但很多人對此還有顧慮。如果工作流動性比較大,收入又不穩定,這樣漂來漂去,哪有希望成為“中等收入者”?
萊蕪市民營企業文員趙雯
有了公平競爭,才能向上流動
本報記者 崔 鵬
“現在生活還算平穩,就是工資太少。”談起自己的近況,在山東省萊蕪市一家民營企業做文員的趙雯説,每月能拿1000多元,這已經是她大學畢業後換的第三份工作了。
5年前,趙雯剛考上山東青島市一所大學,這在她們那個小村莊也算一件大事,鄰居、親戚紛紛誇她有出息。趙雯對未來也充滿憧憬和嚮往,期待學有所成後找到一份好工作,好好報答父母。
大學四年很快過去了,找工作卻並不容易。趙雯嘗試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山東省公務員考試,未能通過;參加省城一家報社招聘,未能通過;之後,她進入當地一傢俬營企業,但幹了不長時間,趙雯覺得工資太低、沒有發展前途,辭職了。半年多的時間裏,她換了好幾家企業。
讀書,還能出人頭地嗎?
趙雯經常思考這個問題。找工作不順利,或許是自己能力不行,或許還有其他原因。她的一位大學同學畢業後進入當地一家事業單位工作,連筆試都沒參加,簡單搞了個面試就過關了。為什麼這麼輕鬆?“聽説是家裏有關係,早就做工作了。”趙雯説,這樣的事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現在大學生要找一個好工作,自然需要多努力,但努力是否就一定有用?
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恢復高考後,一大批寒門子弟曾通過高考改變了自己的命運。這讓許多家長抱著一個信念:砸鍋賣鐵也要讓孩子讀書。然而,近年來這種觀念正在發生變化。決定大學生就業狀況的往往不是成績、能力,而是家庭背景、社會關係。這加劇了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的難度。
“以後,如果能有機會換個更好的工作,我還是想試試。”趙雯説,她不會怨天尤人,以後會更加積極提高自身能力。但她也希望獲得公平競爭的機會,這樣才更有可能通過個人努力改變命運,成為夢想裏的中等收入者。
(本組稿件部分被採訪對象採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