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醞釀兩年之久的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正式拉開帷幕。

　　作為中國金融改革的風向標，五年一度的金融工作會議被外界賦予相當大的改革期許。

　　6日，一位參會的監管人士向本報記者透露，此次金融工作會議從基調上，傾向於“穩中求進”，強調政策的連續性，議題較為全面，“但方向沒有大的改變，旨在繼續推進現有的改革措施和政策方針。”

　　相較于1997、2003和2007年的前三次金融工作會議，步入2012年，中國金融體系所面臨的國際和國內形勢已大有不同，國際金融危機大背景下，此次金融工作會議被外界普遍定位於“後危機時期的危機消化”。

　　後危機時期色彩濃

　　2011年12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談及金融工作會議時指出，“從歷史上三次金融工作會議看，每一次金融系統的重大變革都源自於對外部衝擊的應對，也是激發金融體系（改革）的內生性驅動力。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將定位於後危機時期的危機消化。”

　　“會議強調金融體系如何為實體經濟服務，幫助企業渡過難關。”上述參會人士透露，作為後危機時期，金融體系面臨的一大挑戰，便是宏觀經濟走勢可能面臨的調整，這次金融工作會議對“如何進一步推進農村金融改革和完善小微企業融資機制”方面著墨較多。

　　後危機時期危機消化的主題之一，便是金融如何服務實體經濟。而金融體系面臨的另一大挑戰則是，2009年四萬億刺激政策推出以來，不斷涌現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膨脹的地方債務問題。

　　“政府平臺説了不少。”上述人士透露，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總體解決思路，有望通過發行市政債或地方政府債券的方式，取代現有融資模式。

　　相較于前三次金融工作會議，“形勢已有大的不同”，也意味著金融改革更趨向“穩中求進”，一位接近會議的人士透露，此前外界討論的，諸如成立金融國資委、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等議題，此番討論並不多，“這些議題暫時難以形成實質性的成果。”

　　是次金融工作會議召開的大背景，是2008年下半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隨後以G20為主導的國際金融監管格局大改革，這也是與前三次會議相比，“形勢不同”的所在。

　　“2003年時，國有銀行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改革的迫切性很大。”1月6日，一位監管人士向本報記者坦言，事實上，1997年和2003年的兩次金融工作會議基本奠定了中國金融改革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主基調，確定了中國銀行業的兩次重大改制以及建立了中國分業監管的金融監管格局。

　　2003年開始，中國金融業掀起了波瀾壯闊的改革洪流，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先後改制上市，股權分置等資本市場結構性問題解決，保險投資領域逐步開放……

　　此番應國際金融危機而生的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早在2010年前期籌備工作時，就成立了由“一行三會”、發改委、財政部等20個中央部委分別挂帥的15項重大金融課題調研組，其中，確立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制度、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加強對金融機構綜合經營和“大而不能倒”金融機構的監管等議題，“後國際金融危機”色彩明顯。

　　政策性銀行商業化

　　從記者掌握的會議信息看，2010年以來，外界多次探討的淩駕於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之上更高級別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出爐的可能性並不大，而此前媒體熱議的由財政部和中央匯金公司組建“金融國資委”的方案也並未在1月6日的會議上討論。

　　“金融國資委和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推出的可能性不大。”一位參會人士告訴記者，按照他的理解，從更高決策者的角度考慮，機構越多，效率越低。而更進一步的金融機構改革，寄希望於農村金融改革和政策性銀行的改革。

　　上述參會人士透露，就加快農村金融改革，此次金融工作會議提出，繼續推進農村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造，穩定現有法人地位。

　　“這方面是長期趨勢，因為目前農村金融機構合併和擴張衝動比較大。”上述人士透露，此次金融工作會議還強調農村信用聯社要淡出行政管理，向服務功能轉變。

　　政策性銀行改革領域，此前出爐的“十二五”規劃綱要已明確提出“繼續深

　　化國家開發銀行改革，推動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改革，研究推動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改革，繼續推動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改革。”

　　2007年第三次金融工作會議上，也曾提出“進一步按照分類指導、‘一行一策’的原則，推進政策性銀行改革”，未來五年，政策性銀行改革的力度有望加大，據參會人士透露，此次會議上再次提出，要儘快推動國家開發銀行的商業化改革，將商業性業務和政策性業務進行分賬核算，且要按照商業化的方向堅定不移地向前推動。

　　儘管2007年底開始，國家開發銀行就已啟動商業化改革，但在過去幾年被業界認為，其商業化改革推動仍滯後於預期。

　　“中國大刀闊斧的金融機構改革始於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意識到金融體系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大型商業銀行居高不下的不良資産率。”2011年11月底，央行一位司長在一次內部講話中如是表示。

　　1998年之後，國家設立了四大資産管理公司來收購各大商業銀行不良資産。這個做法恰恰是源於美國提出來的好銀行和壞銀行的做法，即“將不良資産剝離，剩下好的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上市，剝離出來的不良資産進行專業化的處置。”

　　然而，商業銀行經過2003年之後的股份制改造，並不意味著金融機構的問題業已解決，在上述央行司長看來，大型商業銀行還有很多問題，比較突出的，一是大型商業銀行還是國有控股的銀行，國有股一股獨大，80%以上的股份都由財政部或者中投公司旗下的匯金公司持有。二是中國的金融體系中，特別是銀行業市場退出機制沒有建立起來。

　　“如果你只生不死的話，最後買單的一定是國家。”上述司長如是坦言。

　　市政債出爐提速

　　1月6日，接近金融工作會議的人士告訴記者，此次會議原則性提出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然而，中國的存款保險制度已探討多年，由於各部委爭議不斷，該項改革舉措存款保險制度一直未能出爐，而這一制度性障礙亦是《金融機構破産條例》遲遲未能出爐的原因。

　　“存款保險制度，關鍵在於如何解決現有的監管分歧，比如，存款保險機構推出之後，如何解決多頭監管的問題？”一位監管人士如是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後危機時期，中國金融系統的一大系統性風險，還繫於高達10.7萬億的地方政府性債務。多位參會人士透露，有關10.7萬億地方政府性債務的解決思路，此次金融工作會議有望取得突破性進展，未來的可行途徑包括逐步通過發行市政債或地方政府債券的方式，取代現有地方政府融資模式。

　　“市政債説了多少年，終於提上了議事日程。”1月6日，一位資深監管人士向本報記者坦言。

　　央行行長周小川是市政債的積極倡導者。早在2011年4月，周小川就曾表示，中國目前已達到47%的城鎮化率，且仍在深化，然而，快速推進的城鎮化需要大量的資金，如何解決中國城鎮化過程中的融資難題，可以綜合考慮使用公共財政承擔、財産稅（房産稅）及市政債等多種方式解決。

　　第四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召開 金融機構改革“穩中求進”

　　不過，《預算法》規定，除個別由中央政府批准的地區外，地方政府不允許赤字，不能進行債務融資，也不能向海外融資，因此，從時間軸上説，過去兩年地方政府借力四萬億刺激計劃，地方融資平臺已成蓬勃之勢，大多數模式乃是以城市建設的未來收入為“抵押”，來完善今日之城建。

　　然而癥結所在，到目前為止中國沒有市政債，過去幾年極度膨脹的地方融資平臺債務恰是某種變種的市政債。此外雖然過去兩年，中央政府分別代地方政府發行了2000億元地方債券，但這離真正的市政債尚遠。

　　“未來有望明確提出修改《預算法》。”一位參會人士透露，這樣做的一大好處就是將市政債納入政府預算，受到人大監督，使得其更加規範和透明。

　　“真正擔心的是市政債發了，平臺還在搞，所以總量上還必須對地方政府性債務進行控制。”上述人士透露，此次會議上也明確提出對地方政府債務要“控制總量，保證重點，逐步償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