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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商業經典》:接班到底接個什麼

發佈時間:2012年01月05日 10:41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全球商業經典》雜誌 | 手機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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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商業經典》:接班到底接個什麼

  文/李國卿

  剛剛過去的入世十年,中國發生的最顯著變化,一言以蔽之,就是錢多了。在國家層面,是GDP的全球排名;表現在民間,則是一個階層的涌現。

  一直以來都有人忙著論證今天風頭正健的民營企業家與上個世紀一度領風氣之先後又戛然止息的民族企業家之間精神上的傳承關係,但對這些新富人來説,比這個跨越一百年的學術問題更現實的困擾其實是— 下一個十年,誰來接他們自己的班?

  去年上半年雜誌籌備改版的時候,我到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拜訪寧向東教授,向他了解當時最關心的研究課題。當時寧向東重點談到了對江浙企業家接班與財産繼承問題的興趣,並特別提到這是受台灣王永慶家族遺産紛爭案的啟發。半年過去,我們看到他開始撰文論述這一問題,其中説道:“中國企業在未來20年,將進入到一個交班高峰,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是能否做到順利交班,其實還沒有準備好。有些人雖然嘴上説了‘要再過幾年退休’,但大家都知道,那只是説説而已。中國企業的創始人都應該明白:自己不可能永生,必須要適時地為謝幕做準備。”這最後一句話似乎超出了商學院的話語權範圍,只有用形勢的相當緊迫才能合理解釋。

  本期選題的第一部分,我們在採集和分析大量樣本的基礎上呈現了幾個典型案例—但這與其説是提供解決方案,倒不如説首先揭示了當前企業家代際傳承的緊迫形勢及其過程的糾結複雜。

  以往經驗都説,富一代與富二代的傳承,遠不如富二代向富三代乃至更遠代際的傳承更為順暢,這主要是由最初兩代人之間成長環境的差異所導致的。這種差異用簡單的一組成語來表述,就是艱苦創業與坐享其成。創業者最初大多有“饑餓驅動”的成分,目標明確、意志堅定;他們的兒子則是銜著金鑰匙或金勺子出生,一切現成,卻難免有人生虛無之感。所以這兩代人的心思最難溝通。如果能挺過去,延續幾代之後,“家規”“家法”成型,事兒反倒好辦了。

  這多少能反映現實的一些狀況,只是線條有點兒粗,具體的接班過程總是更為細膩,也要光怪得多。一次和一位做管理諮詢的朋友聊這個話題,她説光是用來接班的兒子,就有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不同情況;還有些人怕兒子不成器,紛紛打起女婿的主意——後者可以挑、可以換,“遂令天下富豪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但這些還不是最複雜的情況,更複雜的是:人們總是一廂情願地認為接班是兩代人或者乾脆説兩個人之間的事,但當這件事一開始你就會發現還有相當有力的“第三者”存在—如果你無視公司員工尤其是中堅、元老階層的微妙心態,難免會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敗。

  上個世紀公私合營之後,實業大亨劉鴻生對新政策表示完全擁護,只有一件事想不通:“他們硬要讓我承認是工人養活了我們,為什麼就不是我們養活了工人,沒有我們的許多工礦企業,工人們哪會有飯吃?”這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如果放到接班這個話題下重新思考,也應該屬於前提式判斷:公司到底是誰的?所謂接班,誰來接?接的到底是什麼?哲學問題就是這樣,説起來越像笑話,做起來就越讓你頭疼。

  在1月份出版的新書裏,馮侖也談到了接班這個話題。他首先豁達地表了個態,説從國際慣例來看,中國很快也會徵遺産稅。而這項法律就其功能設計而言,就是幾代後私産歸零,全部轉到公眾帳戶—我必須説,這種算法符合數學,但不符合經濟學—不過這至少可以顯示出他的思考在劉鴻生的基礎上走得更遠了。馮侖思考的成果是,傳承其實有四個維度:財産的傳承、人的傳承、體制制度的傳承和精神價值觀的傳承。“究竟要傳承什麼?這個屬於價值觀和體制的範疇。就像美國和中國封建社會的傳承內容截然不同,封建社會只傳承給人,結果老出事;華盛頓就傳價值觀,至於總統是什麼人無所謂,結果這個價值觀一直傳到現在。”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授人以漁,又不如授人以制度和價值觀。傳道授業,道在業先。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傅國涌近年一直提倡重拾民國“大商人”的價值傳統。也正是他,一直堅信今天的民營企業家是一度中斷的民族企業家曾經深深埋藏的“種子”的重新發芽。去年10月下旬在阿拉善的一次演講中,他引用法國學者白吉爾在《中國資産階級的黃金時代》一書中的論述來説明這種“基因關聯”:“與西方17世紀的新教徒企業家不同,20世紀的中國企業家把自己的成功看做是拯救國家命運的希望之舉,而‘地方精英階層所以承擔起社會公益事務的責任,是出於社會開放和現代化的強烈願望’。與西方17世紀企業家不同,中國企業家階層起步時,就懷抱著實業救國、實業報國的願望。從張謇開始,這個階層不是為了發財致富而是為了救國、報國開始的。1979年中國再次開放民間辦廠,出發點也是為了拯救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改變國家的命運,而不僅僅是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當然,正是這一重大的政策調整讓企業家階層再度回到我們的視野。”

  不過也有觀察指出,過去民族企業家確立合法性靠的是“實業救國”,而當代民營企業家的崛起卻是以“個性解放”作為時代背景。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雖然不同時代會有不同的表述,但同一個階層的自我認知與救贖卻一定是氣同枝連的。

  學者們注重論證的嚴密,但現實可能還是如尼采所説:“評價即是創造。”你生為某種人並不重要,你想成為哪種人,你做成就是了。

  這是更大的接班。

  只是這個100年的班,還是要從今後10年的交班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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