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前三季度，我國單位GDP能耗下降1.6%，距3.5%的年度目標相差甚遠。“十二五”首年完成的節能減排比例過低，將對未來的工作造成巨大壓力

　　記者 陳少智 特約記者 方小舟 韓子遇

　　2011 年的節能減排可能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消息很權威。12月8日，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趙家榮在“中國節能與低碳發展論壇”上表示，2011年初確定的節能減排目標存在難以完成的風險；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此前亦曾表示，前三季度我國單位GDP能耗下降1.6%，距3.5%的年度目標相差甚遠。

　　某種程度上，這構成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方面，地方政府繼續增加高耗能産業比重，致使能耗較高的第二産業比重近年不降反升，已從2008年的49%升至58%；另一方面，為完成節能減排對於地方的考核，不少地方官員不惜以拉閘限電來應急。

　　“2011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各地工程上馬頻繁，所以節能減排更加吃緊，如第一年減排欠賬較大的話，未來4年完成起來會很艱巨。”一位熟悉國內節能減排情況的人士這樣告訴《財經國家週刊》。

　　這種擔憂，源自“十一五”的前車之鑒。以拉閘限電為特徵的節能減排衝刺，曾在2010年年末席捲全國。

　　截止本刊發稿時，全國環保大會正在召開。各省長、部長及央企一把手都簽訂了節能減排目標責任書。但在各大部委工作會議的分組討論中，地方政府官員大都表示感受到了“緊箍咒”的困擾。

　　“如果我們繼續上重化工項目，節能減排的任務勢必難以完成。但如果不加速産業轉移，GDP增長又會有問題。”西部地區一位省經貿委負責人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

　　又到拉閘限電時

　　12月18日，浙江省溫嶺大溪工業園區。一大早，幾家物流公司就開始清點貨物。

　　“去年是有訂單沒有電，今年是既沒有訂單也沒有電。”一位業務經理告訴《財經國家週刊》，相對於2010年園區內自備柴油發電機馬達轟鳴，今年很多公司可以從容地安排限電停工。

　　此前一個月，溫嶺市已經發佈“關於對高耗能企業(第一批)實施節能限電的通知”，對電鍍、造紙、鋼鐵、鑄造等高耗能企業實施節能限電，要求根據企業的社會貢獻度大小，分別給予7~15天的限電。

　　據浙江省經信委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處處長胡震濤介紹，受國內外需求下降影響，浙江的工業從10月開始回落，全省11月份用電增長量只增長了6.8%，這是多年來“前所未有的低增長”。

　　“壓力雖然有，但是全省各地還是能完成今年省裏下達的節能減排目標。”胡震濤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惟一比較困難的是寧波”。

　　寧波是浙江省的“重工業區”，發展臨港工業得天獨厚。在2011年，鎮海煉化百萬噸乙烯這樣的高載能項目，在今年開始充分釋放出了它們的産能；這樣的項目，在寧波有十個之多。

　　鎮海煉化百萬噸乙烯項目，在2010年6月就已建成。因為2010年的節能減排衝刺，該項目被迫限産；2011年該項目開始釋放産能，但其新增的168萬噸標煤能耗，卻成了無解的難題。

　　“僅鎮海煉化和寧波鋼鐵這兩個項目，今年寧波肯定就完不成目標”，寧波市經信委主任林克宇説。

　　也因此，浙江決定這兩個項目不計入寧波今年的節能減排考核，而由全省進行分攤。

　　“現行的節能減排政策，應該切實體現地區差異和企業差異，既能使能源資源利用效率相對較低的中西部加快發展，同時也能使東部沿海地區進一步發揮競爭優勢。”浙江省政府的一位官員在接受《財經國家週刊》採訪時，表達了對重工業項目所在地區，節能減排“差異化”的期待。

　　“完不成任務”成慣例？

　　廣東一位地方官員曾在會議上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雖然三季度全省 GDP能耗降幅比上半年有所好轉，但距全年目標差距仍大，“十二五的節能目標，對我們而言可用‘繁重’來形容”。

　　浙江、廣東的情況，並非孤例。

　　國家發改委發佈的《全國各地區2011年前三季度節能目標完成情況晴雨錶》顯示，與“十二五”節能工作進度要求相比，內蒙古、江蘇、浙江、江西、海南、青海、寧夏、新疆等省區預警等級為一級(節能形勢十分嚴峻)；河北、河南、廣東、廣西、甘肅等地區預警等級為二級(節能形勢比較嚴峻)。

　　來自國家發改委的數字顯示，2011年前三個季度單位GDP能耗僅下降了1.6%，距完成全年3%~3.5%的任務還有相當大差距；上半年我國氨氮排放量僅下降了0.73%，氮氧化物排放量不降反升，同比上升了6.17%。

　　而環保部2011年年初確定的減排任務是：包括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內的四種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要比2010年下降1.5%。

　　這種情況，曾在“十一五”開局第一年出現過。2005年萬元GDP能耗指標未能完成任務；2006年該指標僅下降1.2%，遠低於4%的年度目標。

　　“目前我國能源消費比例，工業佔總量70%左右，工業生産是造成環境污染的主要來源。”中國企業聯合會研究部副主任胡遲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表示。

　　胡遲從“十一五”開始，就持續跟蹤我國企業的節能減排情況。他發現，繼2010年行政命令拉閘限電而完成“十一五”節能減排指標後，一些高耗能企業2011年又重新開工，導致我國耗能情況在2011年上半年強烈反彈。

　　“重工業用電量增速持續高於輕工業，且差距逐月拉大。”根據中電聯一位專家提供的數據，前三季度全國工業用電量25813億度，同比增長12%；全國製造業用電量同比增長12.4%。分行業來看，前三季度，化工、建材、黑色金屬冶煉、有色金屬冶煉四大重點行業，用電量同比增長12.4%。

　　工信部部長苗圩認為，節能任務出現欠賬的主要原因，在於高耗能行業受需求的牽引增長較快——這亦被官方和專家認為是2011年電荒蔓延多省的重要原因。

　　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理事長周大地表示，“十二五”首年完成的節能減排比例過低，將對以後的工作造成巨大壓力。

　　結構過重、獎罰不清

　　《財經國家週刊》記者在浙江、江西採訪中發現，一些地方政府不懼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三高産業”，而大膽引入這些産業在當地落地生根，是導致節能減排工作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GDP,就有稅收。”江西省政府一位負責招商引資的地方官員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只要有企業願意來投資，我們都會表示歡迎”。

　　江西省統計局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前三季度，江西GDP增速雖有所回調，但仍達到了12.8%。

　　引入“三高”企業，不是個別區域經濟的特殊現象。

　　李佐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他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在2011年經濟指標增速放緩的情況下，不少地方政府為了“保增長”，在“十二五”開局之年大鋪攤子，著力於在製造業和重化工方面保持高增長，這些耗能大戶，造成了耗能數據的強勢反彈，“不少地方官員認為，‘十二五’開頭兩年，節能減排考核會比較松，因此不太重視，不斷將任務往後積累。”

　　能源專家周大地接受《財經國家週刊》記者採訪時表示，儘管節能減排指標已進入官員考核體系，但並非一票否決；某些地區有獎勵制度，但懲罰制度還沒有實施起來。

　　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表示，“若無執行力，什麼承諾都將是一句空話”。

　　其實，各省長、部長及央企一把手簽訂節能減排目標責任書已不是第一次，“在未能找到更加行之有效的方式之前，類似‘軍令狀’式的行政手段，成為相對有效的方式。”浙江省經信委的一位官員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

　　但形勢顯然越來越嚴峻。國家發改委能源所副所長李俊峰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2011年乃至“十二五”的節能減排之難，在2011年初分解節能減排任務時，就已經表現了出來。

　　據悉，當初“十一五”規劃首次引入“萬元GDP能耗”作為約束性指標時，各地方都顯得很“慷慨”。5年過後，特別是在2010年末採用拉閘限電方式實現目標後，各地開始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別説1個百分點，就是0.5個百分點，都要討價還價半天”。

　　這並不奇怪。經過幾年努力，很多行業，特別是高耗能行業，開始陷入節能減排潛力所剩無幾的尷尬境地，因為最易見效的辦法都已做了，剩下的全是“硬骨頭”。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研究室主任周宏春表示，如何在這樣的基礎上繼續挖潛，“需要一系列的政策創新和技術創新保證，需要社會方方面面形成合力”。

　　火電減排“訴苦”

　　減排難在哪？中國火電減排新標準實施之際，聽聽火電行業的苦衷

　　文/《財經國家週刊》記者 劉麗麗

　　“我們還在組織行業測算，看能不能達到新排放標準。”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下稱中電聯)有關人士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説。

　　被火電業內稱為“全球最嚴”減排標準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距2012年開始實施已沒有幾天。該標準自2011年7月底頒布，便震動中國火電行業。與2003年標準相比，新標準對污染物排放濃度的限值要求甚高。在徵求意見稿階段，中電聯曾發表過不同意見，但從環保部和質檢總局最後發佈的新標準內容看，其“抗爭”並未明顯奏效。

　　“還會和有關方面溝通一下。”新標準已成事實，作為行業代言人，中電聯仍未放棄最後的努力：“現在國家發改委和能源局從經濟運行安全角度出發，都非常關注這件事；我們也會再和環保部溝通，但要拿出詳細的測算結果，要擺出事實來”。

　　這些“事實”包括以下內容：基礎資料和詳實的測算數據，包括成本、改造時間、以及改造停機對電力調度和供應的影響等。

　　留給中電聯的時間已經不多。中電聯有關人士對繼續溝通不樂觀——雖然測算的最後結果還未出爐，但97%以上電廠要進行減排改造已是定局。

　　新的《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意在重拳推動節能減排。

　　“環保要求越高，電廠能耗就越高；設備增加，廠用電自然多，煤耗自然提高。”中電聯有關人士向《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表示，“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達標，這本身不一定科學，是不是都有必要？”

　　“大面積脫硝要消耗大量的氨和催化劑，全是優質煤和天然氣製造出來的。”上述人士表示，很多脫硫裝置剛上馬一兩年就被拆除，既大量浪費水泥、鋼鐵，也加劇污染，何況融資至今沒有著落。

　　曾鳴華北電力大學教授告訴《財經國家週刊》記者，根據國際慣例，一個新標準的出臺，既要對社會産生正面影響，也同時應有相應政策對當事人進行配套。“如果沒有配套，光有標準，不執行也得執行，就可能不太公平”。 “不能光出題目，還要相應的給出路。”一位火電企業資深人士建議財政設立減排基金，“把一些對高污染企業的罰款集中起來，給火電企業一些切實可行的資助，或提供低息貸款，或採取減排多少之後給予獎勵的辦法”，“不能只是處罰，也要增加正面激勵”。

　　曾鳴則認為，配套措施除了包括獎懲，也應包括其他手段。如因為脫硫、脫硝、脫汞帶來運行成本提高部分，或進入電價，或國家採用別的辦法來補貼。

　　“採取節能發電調度也是一個辦法。”曾鳴説。

　　所謂節能發電調度，是一種新的電力調度方式，顛覆了原來按同類型機組相同平均利用小時數分配發電指標的計劃調度模式，實行按機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水平由低到高排序的模式，使得節能低排機組多發電。

　　節能發電調度，可以把火電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受到了高效環保大機組的歡迎。

　　但中電聯一資深人士對《財經國家週刊》表示，此項機制尚需理順，“因為節能發電調度對電網利潤有影響，以前誰電價低就優先調度誰，電網購電成本最小化；但現在最清潔的水電和新能源波動較大，給調度帶來困難，也增加了工作量，電網效益也受影響”。

　　業界普遍認為，節能減排的途徑多種多樣，強制性標準只是辦法之一。目前，有三種公認的減排路線：

　　一是管理減排，強制性標準即屬於管理減排的其中一類，節能發電調度也在其中。

　　第二類是結構減排，其可以從兩面入手。既可以在需求側改變用電結構，降低高耗能産業比例，增加排放較少、産值較高的第三産業比例；也可以在發電側調整結構，削減排放較大的化石燃料發電項目，增加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

　　最後一類是技術減排，即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各種用能設備和發電設備的效率，減少能耗和排放。

　　“其他行業，很可能會把電力減排的成果吞噬掉一些”。曾鳴對《財經國家週刊》記者表示，節能減排是個系統工程，光在某一個點或某幾個點上，定出高標準、花大成本節能減排，但另外部分卻不配套，整體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僅就電力系統本身而言，發電只是其中一環，發電燒燃料要排放，輸配電線損增加會增加排放，下游的需求側管理搞得不好、浪費電嚴重時，都相當於排放在增加。

　　曾鳴正在參與編制《中國低碳電力系統發展規劃》，包括發電、輸配電和用電等各個環節。“整個規劃互相牽制，有很多技術上、管理上、經濟上和財稅上的措施，有政策也有標準，發輸配用諸多環節都需要聯動”，“火電排放標準，只是其中具體的一個標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