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包含著兩大重要含義、即基本可兌換性以及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一員。這樣的框架下，人民幣國際化則需要四個方面穩步推進，即1）資本項目逐漸、有序開放；2）人民幣境外流通及離岸市場發展；3）利率市場化 以及 4) 一個基於市場化原則的有彈性的匯率機制。人民幣國際化意義重大，而在今年國際國內雙重變革的背景下，顯得更加緊迫。國際方面，美元貶值以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進一步深化，使得中國巨大的外匯儲備面臨兩難選擇；國內方面，劉易斯拐點的出現使得勞工成本上漲以及“年輕勞力”的不斷減少，使得産業轉型以及結構調整成為一個重要的任務。

　　人民幣國際化有助推進中國經濟幾大關鍵轉型。其一，貿易成本的降低，更平衡的經常項目盈餘以及本地居民獲得更多投資海外的機會，會促使本國經濟逐漸轉向內需-外貿並重的的經濟模式； 其二，服務貿易以及金融服務業的大力發展，會使得服務業佔比逐漸提升；其三，提高金融市場化水平，使目前行政為主的管理手段所造成的資源分配扭曲得到緩解（《人民幣國際化與中國經濟轉型》，2011年12月13日）。

　　近期人民幣出現貶值預期，使得人民幣國際化應該停止、資本管制應該加強的呼聲涌現。對於這一觀點，我們並不贊同。首先，對於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問題，我們一直強調，由於人民幣貿易順差正在下降、打壓房地産資産泡沫會減少熱錢流入、中國的高通脹，導致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等原因，人民幣升值壓力未必會長期存在（《美國匯率法案誤入歧途》，2011年10月12日）。

　　其次，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四大改革，資本項目開放、離岸市場建設、利率與匯率改革不應單一來看，或者用先後順序來區分，而是應該循序漸進、同時並舉。匯率貶值預期的出現，是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的好時機，也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好時機（《貶值預期出現, 人民幣國際化何去何從？》，2011年12月15日）。

　　再有，從國際經驗來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廣場協議”教訓十分深刻。日本80年代推動國際化是失敗的，究其原因是由於當時日本決策者希望通過各種保護措施，使日本免受國際金融市場波動的巨大影響，但這種“隔離”式的保護卻與日元國際化的初衷相互矛盾。日本經驗從另一個層面佐證了人民幣國際化的四個步驟不是割裂的，而是聯絡緊密的有機體，共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人民幣雙向浮動以避免新"廣場協議"的陷阱》，2011年12月12日）。

　　因此，人民幣匯率問題應該更加注重在促進人民幣可兌換的框架下的討論。應大膽增加人民幣的浮動區間，實行蛇形浮動。比如在2012年擴大1%的當日對美元浮動區間，加上10%的一年的浮動區間，在區間內人民幣價值有市場供需決定，貶值壓力大的時候就允許人民幣貶值，同時將人民幣與一籃子貨幣挂鉤，提高人民幣匯率彈性，並建立真正意義上的有管理的浮動的匯率體制。此外，需要增加匯率對衝工具，使得金融機構和企業獲得調整的空間。過渡1-2年後人民幣與美元匯率正式脫鉤，實行有管理的獨立浮動。

　　總而言之，靈活的匯率體制，伴隨著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人民幣離岸市場的建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是“十二五”末實現基本可兌換的堅實基礎，同時也將為2020年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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