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時

　　從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海嘯，到2011年不斷惡化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全球金融體系面臨空前的變革。對於中國來説，這兩場全球性的金融動蕩究竟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警示與衝擊？中國金融業是否可以利用現有的機遇發展壯大，令中國改革向縱深發展？帶著這些問題，《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對摩根大通亞洲投行副主席、中國投行CEO方方先生進行了專訪，他向我們暢述了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在金融改革與開放方面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第一財經日報：全球金融危機演變迄今，全球市場均遭受了衝擊，在經濟層面的影響更為深遠。在你看來，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給中國金融體系帶來的最主要警示是什麼？

　　方方：首先，我們需要區分2008年和2011年的這兩次金融危機，它們的起因和演變情況是不一樣的。2008年的那一次主要是金融機構，特別是美國和英國部分金融機構杠桿率太高，由於過度金融創新而造成金融機構資産負債表流動性缺失，以及對於金融機構的監管出現漏洞等原因造成一系列危機。而2011年這次主要起因是歐洲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引發的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兩場危機起因不同，對於中國的警示也不一樣。第一次危機對中國的警示是：對金融機構的杠桿率要嚴格控制，風險敞口要嚴密監管，對脫離了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要嚴格監管。而歐債危機主要的起因是這些國家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能協調統一，同時伴隨著生産效率較為低下、勞動生産效率比較低、政府財政狀況持續惡化，就爆發了這些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由此牽一髮而動全身，引起整個歐洲及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

　　日報：中國金融業因為沒有完全的開放而未受這兩次金融危機的直接衝擊。你覺得從這次危機來看，中國金融業要實現最終開放，與國際接軌，還需要具備哪些前提條件？

　　方方：需要肯定的是，從目前看，中國在這兩次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下，表現還是比較健康和優秀的，現在我們有四大優勢：第一，相對歐美一些國家，我們現行的金融監管體系還是比較合理和健全的；第二，經過上個世紀90年代末的亞洲金融危機及隨後幾次危機，中國所有的金融機構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整頓和資本金補充，所以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的金融機構資産負債表相對比較穩健；第三，我們國家的財政收入情況非常健康；第四，我們有龐大的外匯儲備，從應對危機的角度來説，龐大的外匯儲備對我們是有利的。

　　這些優勢為我們創造了一個非常好的歷史條件和背景。正因為有這些優勢，中國應抓住目前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機遇，進一步實現我們國家金融的開放。當然,我們也有很多問題：第一，市場機制還不夠充分，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微觀層次的市場化程度還不高。

　　第二，金融機構的全球競爭力還不足。中國四大銀行的規模已經很大了，但是核心競爭力還不足。在一些國際大的綜合性銀行中，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大約是各佔一半的，甚至非利息收入（即服務性收入）可能超過息差收入，但中國四大行的息差收入都佔75%左右。另外，中國的證券公司市值規模雖然不小，但在産品種類、分銷渠道、客戶的實力、全球影響力等方面都還是不夠的。

　　第三，無論從金融監管機構還是金融機構當中的人才儲備來説，我們做得還不夠。

　　總之，我們要看到優勢，同時也要看到問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好充分的準備，然後有禮、有力、有節地來實現中國金融的開放和中國金融的國際化。

　　日報：過去兩年，人民幣國際化發展迅速，特別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但近期，由於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有內地學者提出，中國應該暫緩人民幣國際化，以避免熱錢衝擊，但是在香港，也有一些財經官員認為，人民幣國際化是太慢而不是太快。你對這一問題如何理解？能否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方方：人民幣國際化是剛才我們討論的中國金融開放的一部分，剛才談到的中國金融開放的幾個優勢條件對人民幣國際化都是有利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國際化應該説是恰逢其時，或者説是歷史的機遇。

　　前段時間的人民幣匯率波動，其實是外界對“跌停”有誤解——即使前一天有跌停，但第二天公佈的中間價可能比前一交易日還有升值。其二，人民幣國際化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它對中國金融機構和監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就像當年的加入世貿組織給中國的實體經濟帶來了十年的黃金髮展期一樣，人民幣的國際化也是中國下一步必須要走的，這個門檻一定要邁過去。邁過去了,中國經濟會再上一個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