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12月23日報道】題：城市化的代價(記者沈澤瑋)

　　華人新年快到了，到我家幫忙的保潔大姐問我，春節回不回新加坡去，我説當然回家，這可是華人最大的節日。

　　大姐的戶口在湖北農村，她説不想回家，因為每次回去都得買這買那做人情，要花上幾千塊人民幣，還會和小姑子慪氣，給自己帶來一身晦氣。

　　我稱她“大姐”，其實她只大我兩歲，我們年齡相倣，但人生經歷相差很大。

　　大姐在農村長大，從小只能穿哥哥穿壞的舊鞋子，17歲才穿上人生第一雙真正屬於自己的鞋。還好，爸爸疼她，讓她有機會念到小學二年級，認識些字，但不會寫，能看懂手機短信，卻無法回復。

　　大姐很早就嫁人了，生了兩個小孩後，約10年前和老公一塊到北京打工，但老公不幸于五年前病逝，她得一人在北京賺錢供兩個兒子在湖北上學。

　　每次接觸到中國城市化進程或農民工進城的課題時，總想起這位大姐，在她身上仿佛看到中國30年來發展全景的某一角。

　　從農村到城市，從生活貧窮到還過得去，從第一産業務農到第三産業做保潔，大姐的生活環境和工作屬性不斷改變。我好奇的是：到底是現在的生活好，還是30年前好？到底是在北京生活好，還是回老家好？到底是城市好，還是農村好？

　　答案可濃縮成：經濟上變好了，但幸福感減少了。

　　中國改革開放帶動農民工進城，確實讓他們的生活好起來了。大姐的第一雙鞋子就是在中國開放之後的第七個年頭買的。她説，農村太窮了，沒剩多少田地可耕種，她現在在城市能多賺點錢，經濟上自主卻也拮據，得為孩子的學費操心。城市的空氣和水質不如鄉村老家好，長期和孩子分開也讓她感到很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