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 華生（資料圖）

　　價格雙軌制理論獲獎了，但這個成果不光是我們這幾個人，我、何家成、蔣躍、高粱、漲少傑，以及田源和張維迎教授，實際上是一個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個話絕對不是任何故作謙虛之詞。我記得27年前，除了田源已經在國務院價格中心做常務幹事，維迎他做的碩士論文就是關於價格，我們當時參加會議的時候並沒有帶什麼成熟思想去的，這些想法完全是在會議上通宵達旦碰撞出來的。而且我還記得，實際上除了我們獲獎者中維迎力主放，田源提出了大步調整方案，實際上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他們是小步快調，逐步逼近均衡價格的思路，後者在實踐中也起了很大作用，但由於參會只是李劍閣，聲音小了一點。

　　所以放調結合的雙軌制實際上是各種思路碰撞的結果。而且年輕人有了這個想法以後，要是沒有那次會議，根本不可能成為中央的決策。那次會議有許多組織領導者，最初發起有朱嘉明、劉佑成、黃江南、張鋼，在組織過程中引起了更多上層方面的關注。其中一個核心人物是當時在中央農研室工作的王岐山，我印象特別深的是岐山專門布兵點將，説總報告要由經常給領導送報告的筆桿子徐景安來執筆。我們當時還是學生，景安已是國家體改委的處長。

　　今天的會本來我們專門請歧山參加。我們説27年了，人生能有幾個27年？他很想來慶賀的，今天正好有活動，但他專門説了，讓會後去他辦公室，他要當面祝賀。其實莫幹山會議上不光是價格改革，七個組，各個組包括當時的金融組，包括當時的農村組和企業組提出很多有創見的想法，但是當時只是因為時勢，中國剛從農村改革進入城市改革，價格改革是當時國家面臨首要的決策問題。所以，我首先想表達的是，價格雙軌制真正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們幾個人只是正好在那個過程當中扮演了一個時代的符號。

　　下面用非常簡短的話做一個學術發言，我的題目是雙軌制歷史使命和現實意義。價格雙軌制是獲獎了，而且價格雙軌制實際上過渡時期不長，從1985年到1993年前後就結束了。但是從一開始就遭遇了太多的誤解和質疑。實際上在莫幹山會議上，包括會議的報告，寫得並不是雙軌制，最主要是説放調結合，放開計劃外價格和調整計劃內的價格，兩條腿走路，完成價格改革。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向時任國務委員張勁夫彙報的時候説，一方面通過放開價格，讓市場價格開始往下走，同時國家調整計劃價，使得兩個價格靠近，這樣可以通過五年左右的時間，完成中國計劃價格向市場價格的過渡。但由於雙軌制的名稱特別響亮，後來大家都説雙軌制，一説雙軌制就是搞兩個價格，一個産品搞兩個價格，當時最形象的批評是説，這等於一個路上允許通行兩個交通規則，既可以沿著左邊開，也可以沿著右邊開，結果一定是撞車，這是當時最形象的批評。其實當然莫幹山會議提出、中央接受和宣佈的是放調結合、雙管齊下、穩步推進。

　　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回憶，説當時美國的經濟學家和中國經濟學家坐在一起研究的時候，當討論計劃價格如何過渡，大家都很難看到有什麼一條道路，怎麼樣能平穩地轉過去，他説中國人後來找到了一個天才的辦法就是雙軌制過渡，厲以寧老師在八十年代有一句著名的話，經濟體制改革失敗可能是因為價格改革的失敗，經濟改革成功一定是因為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沒有失敗，如果從這個邏輯來説是因為價格改革沒有失敗，但這在當時是受到懷疑的，所以才有1988年的價格闖關。當時認為放調結合的雙軌制推進不算是什麼價格改革，因為沒有大的決策，沒有大的組織，所以1988年中央決策進行闖關，準備五年的時間完成闖關。

　　現在回過頭來看材料當時決心是很大的，準備當年價格水平上漲80%，再用幾年的時間完成價格闖關。我們知道，如果今天搞任何一個改革，物價水平當年上升80%，我估計也都承受不了。1988年的闖關很快失敗了，但是雙軌改革沒有停下來，市場在逐步擴大，計劃的調價在不斷地進行。這裡特別要提一下關於所謂的“官倒”，其實在80年代沒有今天的民營企業也沒有多少外資，大量的國營企業集體企業包括鄉鎮企業把計劃內的産品倒到了計劃外，把低價格的東西搞成了高價格，逐步向市場價格靠近，通過自身利益的導向，逐步瓦解了計劃經濟體制，等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中央決策中國正式要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候，那個時候回過頭再看，發現原來認為最難和最危險的價格改革基本上沒有了，不用闖關消化于無形了，就是由於這些年放調結合的過渡。有諷刺意味的是，1989年後經濟整頓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到雙軌制是作為負面現象被提出的，而解決的方法恰恰是放調結合。所以那一段時期計劃價的多次有力調整，也大大推動了放調結合的雙軌推進，促進了計劃價與市場價的靠攏。這樣經過七年左右的時間，等到九十年代中央決定開始市場經濟改革的時候，最主要的工作已經不是做價格改革了，價格改革只是掃尾，做的是財政稅收體制的改革，是分稅制的改革。

　　所以，回過頭來看這段歷史，可能會對我們有很多的啟發。特別是改革，不是革命，一個思路，一個想法提出來的時候，看上去不是那麼漂亮，但是關鍵在於能否推動中國社會的前進，推動中國社會的轉變，使它變成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實際上不光是價格改革，1986年我在文章中講過，雙軌制某種意義上是中國整個體制轉軌的特色，即增量漸進不斷轉化存量，既發展增量，同時又轉化和調整存量，實行了整個社會不可逆轉的轉型，應該説整個中國經濟社會的轉變，中國體制的轉變，基本上是這麼一個特徵和軌跡。

　　雙軌制在今天有什麼意義呢？我認為還是有很大意義的。一方面因為當年價格雙軌制主要是商品價格，今天的商品價格還有少量的資源價格，主要是油、電、水、氣，因為是壟斷性的，因為是和大家關係特別密切的，應該説目前還沒有完全過渡到市場價格，有些價格是國內國際雙重的雙軌制，國際上一個價格，我們一個價格，在這方面，雙軌推進可以做完它的掃尾工作，有些價格是要逐步調整的，調整本身也是價格改革的內容。對市場的理解不能太簡單，就像我回到英國的時候，看倫敦地鐵的價格，我們在的時候是一鎊多錢，現在變成七鎊多錢，小步快調，每年都調，所以跟上市場的變化。因為凡是並不存在多個買家和賣家競爭的場合，當年周小川他們小步快調逼近市場均衡價的思路，就有用處。因此放調結合的思想，今天在完成資源價格産品掃尾方面還有它的積極意義。

　　更重要的是要素的價格，我們今天的幾大要素的價格，基本上都還沒有市場化。比如最重要的資金的價格，大家一直在説，資金的價格也就是存貸款利息要市場化，但是今天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條件比原來好多了，一步實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可能也會對經濟産生比較大的衝擊。在這個時候，雙軌制是可以繼續採用的，可以通過大力發展債券市場開始。現在債券的利率，像我們發行的公司債已經完全是市場化的，如果這個市場足夠大，大力發展公司債，讓公司債像股票一樣普通老百姓都能買，大量的銀行存款必然會向公司債轉移，向企業債轉移，這些債券的利息都在7%、8%，銀行的存款利息只有2、3%，老百姓為了國債的利息多零點幾個點夜裏排隊，這些公司債，特別是上市公司的公司債由於大多數是由大中型企業發的，一年兩年以內顯然不會破産，買這個債券安全性是很高的，通過債券利率的市場化，推動存貸款利率市場化，是當前可以採用的。包括在土地、勞動力方面，城裏人和農民工，本地人和移居的人口實際上也是一種雙軌制，我們不面對它，並不會消除這種情況，我們承認這個現實是雙軌制的，我們的目的是從雙軌過渡到一個統一的軌道上，我認為這不是退步，反而是正視問題和進步。

　　最後我想説的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最適合實行雙軌制加以推動。因為政治體制改革風險很大，中國提了很多年，但推進很小，這一點很像27年前莫幹山會議的時候，當時中國的經濟基本上是計劃經濟，今天政治體制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制。一個社會怎樣從主要靠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制維持過渡到自下而上的代表制和民主選舉制呢？這和當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一樣是個艱巨的挑戰，甚至是更大的挑戰。這種轉變，光喊口號是不行的，也不僅是光想著這只是當權者不願放權。這涉及到社會和文化的改造和轉型。

　　因為我們看到，太多的國人包括或者説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向權勢者爭民主，但回過來在自己能控制的小圈子裏，一點不民主反而獨斷專行，這就是中國民主轉型道路艱難所在。在這個國情下，怎樣設計一個機制、制度，逐步地引進增量，逐步增加民主選舉的部分，逐步地減少行政任命的部分，降低各方的風險。以一個激勵兼容的機制，從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體制逐步過渡到自下而上的代表和選舉的制度，我覺得這是時代在今天對我們的挑戰。

　　如果説我有一個什麼樣的夢想的話，我的理想和夢想就是我們今天從事政治體制改革雙軌制過渡的機制設計，將來能夠在中國變成現實，這樣也許有一天，我們還能回到這個領獎臺上，領取中國政治體制雙軌制改革成功實踐的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