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增長目標評論之三：強求增速代價大_經濟臺

　　強勁增長能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並舒緩債務負擔，這是當今世界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最迫切需要的。G20提出的“強勁、可持續與平衡”增長目標表述也可謂完美。不過如果客觀條件不具備，執意尋求強勁增長，則不僅欲速不達，而且代價不菲。

　　對此可分別從發達國家和中國兩方面加以觀察。

　　對美歐發達國家和地區而言，過分強調經濟強勁增長，可能助長在政策面上忽視和回避調整的現實，轉而“病急亂吃藥”，延誤實施治本措施的最佳時期，甚至加劇病情的複雜度和治理難度。

　　美國貨幣當局在金融危機急救期過後，再次實施量化寬鬆應對經濟低迷，可謂強求高增長心態導致政策走樣的一個典型。按照這個政策倡導者的設計，數量寬鬆能通過壓低長期收益率助推美國經濟增長，以實現舒緩、降低失業率壓力的目標。

　　然而我們知道貨幣政策的基本目標是通過保持幣值穩定支持經濟穩健增長的，長期收益率本身是調整貨幣政策的參照。現在反而要用本質上短期性的貨幣政策手段來調節長期收益率，就如同試圖拉長身影來拔高身高一樣本末倒置。

　　殊不知美國金融危機源頭的房地産泡沫，相當程度上正是危機前過度寬鬆貨幣政策誘致的結果。美聯儲QE2不僅沒能實質培育促進美國經濟，反倒可能因為政策急功近利而對企業投資信心産生負面影響。美國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這項不負責任的政策招致國際社會質疑和批評，也在情理之中。

　　歐盟財政收支佔GDP比重高達45%左右，財政自穩定機製作用更為彰顯。在歐元區經濟2008年幾乎零增長和2009年下降4.3%的背景下，自穩定機制已“自動”給經濟系統提供大量刺激“彈藥”。2009年初歐盟額外推出2000億歐元刺激經濟計劃，各主要成員國也推出規模不等的刺激經濟項目。

　　如德國聯邦議院2008年11月批准了第一個刺激經濟計劃為310億歐元，2009年1月政府又通過第二個刺激經濟計劃為500億歐元。英國2008年11月下旬通過預算報告，宣佈將出臺200億英鎊的刺激經濟措施，法國推出總額為260億歐元的刺激經濟計劃。這些刺激預算主要用於基礎設施投資，補貼汽車業，推進國家産業政策，減稅或直接發“消費券”等。

　　刺激政策雖對歐元區2010年經濟溫和復蘇做出了貢獻，但也付出了使本已不堪的各國資産負債表加劇惡化的代價。歐元區整體債務率從危機前的66.2%激增至2010年的85.1%，為歐債危機爆發做了鋪墊。現在回頭去看，看得清楚，危機前的嚴重失衡，經過政府的大手筆刺激，只是將經濟體內的“病灶”轉移了位置，不僅沒有根治疾病，反可能使後手治理更為棘手和被動。

　　美歐是全球最大經濟體，應對方針的誤判會給全球經濟引入更大的不確定性，也不利於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穩定增長。從直接關係看，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實行數量寬鬆政策，導致國際流動性氾濫並加劇大宗商品市場波動，對我國及相關國家經濟增長尤其具有負面影響。

　　再看中國。

　　我國仍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較快推進時期，在生産力和總需求兩方面都有較好條件保持較快增長。但是從近年刺激經濟以及新世紀景氣增長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看，增長過快也得不償失，也需注意防範拼增長速度帶來的過高代價。

　　進入新世紀後，中國經濟經歷空前景氣增長，整體經濟發展水平邁上了新臺階。但是由於深層改革滯後，高增長伴隨經濟增長速度偏快，非農就業擴張偏急，外部順差失衡加大，通脹壓力揮之不去，再加上資産價格間歇性飆升等難以持續問題，累積起具有階段性特徵的系統性矛盾。

　　通過人為政策手段拼經濟增速，難免要大尺度地放貨幣、松信貸，或需政府大手筆過快投資。這不利於經濟結構調整，不利於治理通脹負利率和資産價格高企等頑症，也不利於調節收入分配和社會穩定。中國目前最需加快體制轉型和結構調整，不是刺激經濟和強求經濟增速最大化。

　　其次，經驗證據顯示，我國經濟過快增長會加劇貿易條件惡化，使得國內産出增長轉換為用實際購買力衡量收入增長時減少一塊，從福利損益角度看不合算。如2009年刺激經濟措施力度最大，2010年貿易條件損失佔當年GDP比例超過2個百分點。

　　貨幣與總需求擴張派生實體經濟擴張並導致進口數量上升，又通過大國效應推動進口價格上漲和貿易條件惡化，構成我國經濟運行特有的“回力鏢”效應。

　　導致貿易條件産生不利變動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有的在目前發展階段還難以完全消除。不過，避免經濟擴張過快的推波助瀾作用，則是宏觀政策應當並可能達成的目標。

　　作為最大增量貢獻國，中國對全球大宗商品、投資和宏觀增長具有顯著影響。我國對增長目標做穩健適度調整，抑制大宗商品價格過度波動，有助於緩解與資源出口國之間的經貿和投資爭議。資源出口國雖短期貿易收入增長慢一點，但是增長平穩度提升，便於其更好應對“荷蘭病效應”以謀求自身長期發展。

　　最後，通貨膨脹對債權方不利而對負債方有利。我國擁有3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應是最大外部債權國。各國追求不可持續的強勁增長目標，會顯著抬高全球通脹水平，使中國作為外部債權國利益受到損失。

　　我國目前空前規模的外部債權，絕大部分是在過去十來年的不長時期內，主要通過官方儲備形態積累而來的，投資對象難免較為集中在所謂“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綜合水平較高的證券資産方面。這類投資收益對未來的預期通脹高度敏感。比如全球通脹上升3~4個百分點，我國外部債權實際損失會超過千億美元。

　　反過來看，發達國家國外投資較大比例是直接投資，對通脹傷害天然具有較強抵禦能力；即便是證券投資，由於主要是私營機構所為，在應對通脹方面自我調節性和靈活性較強。考慮潛在通脹影響債權和負債方的上述不對稱影響，中國應鼓勵G20制定穩健增長而不是過於強勁增長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