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駿）

　　倏忽之間，中國入世已經十年。回想當年為了入世，中方談判專家“從黑頭髮談成了白頭髮”，前後歷時15年。但中國入世後十年的滄桑巨變證明，曠日持久的談判，最後談出了中國發展的一條新路。

　　十年裏面，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從2001年的11萬億元人民幣增至2010年的近40萬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長超過10%；國際貿易總量從2001年的12.65萬億美元增至2010年的30.39萬億美元，增長了140%。許多人曾經憂心於中國企業能否在國門開放之後生存下來，事實證明，入世十年，中國各個行業沒有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落敗，反而迅速壯大起來。通過開放，推進改革，是入世為中國發展提供的一條新路。

　　不過，入世這條“新路”不能被簡單等同於“外向型經濟”，而應該理解為中國在入世準備和履約過程中，逐步地、全面地同國際接軌，取消了大量同市場經濟不相符合的法律、法規、條例和政策，通過打破行政壁壘，開放國內的製造業和部分服務行業，贏得了海外市場，拓展了經濟活動的制度空間，激活了中國經濟的活力。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入世談判促進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格局變化。

　　然而，今天國人之所以回顧入世歷程，不僅為了紀念這一里程碑式的進步，而是要直面一個更加具有實際意義的課題：在入世紅利基本消化，而入世談判中遺留的體制問題及其負面效應日益凸顯的當下，中國如何通過再次開放，讓漸失勢頭的經濟體制改革重新獲得活力和動力，護航中國經濟突破日益固化的利益僵局而成功轉型？

　　眾所週知，入世談判既是別的成員糾結於是否同意中國加入，給自己引來一個競爭對手，也是中國自己糾結于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市場經濟的體制和機制。當其他國家急於設立新的門檻，阻擋中國于市場門外之時，中國則焦慮著如何保留原有的內部壁壘，不因接受世界的規則而打破國內固有的利益格局。當時以保護民族産業為名義提出的種種擔憂中，不乏強勢集團維護自身利益的主張。事實上，入世談判不只是國與國的談判，也是中國國內“開放”和“改革”的對話和互動，借助世貿談判的舞臺，國內不同階層和集團為了各自利益放手一搏。因此，成功入世意味著“開放”推動或者倒逼“改革”前行，但入世成功，也潛伏著 “開放”對“改革”的讓步，這才有了“不完全市場經濟地位”這一至今令中國頭痛不已的後遺症。

　　中國之頭痛於“不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從表面上看，是由於中國商品受困于外國貿易壁壘，難以佔領更大的市場，但深層次上則是由於改革不徹底，中國經濟至今走不出政府主導的粗放增長，難以完成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在既有的強勢利益集團的把持下，雖經3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政府仍習慣於直接參與和干預經濟，“國進民退”下行政壟斷甚至更加嚴重，行政壁壘、地方壁壘和行業壁壘普遍存在，重要的産業特別是服務行業仍然處於封閉狀態，儘管在公開的法律中，許多禁止性規定已被廢除，但在比法律更能影響實際經濟活動的政策文件中，仍然保留了名目繁多的限制性規定，行政審批、技術門檻和其他歧視性條件，繼續構成外資和民企進入市場的重重障礙。

　　以服務業為例，當初入世談判時，這個行業是中國承諾開放水平最高的行業之一，但至今依然到處都是屏障，投資門檻過高、審批手續繁多，還有法治不健全等各個方面，都制約著服務業的進一步開放。即便香港服務業，在內地也未能完全享受中國入世承諾的開放待遇。如香港銀行入股內地銀行，其申請前年末總資産應不少於60億美元；設立合資旅行社，其年旅遊營業總額不低於800萬美元，獨資旅行社則不低於1500萬美元；香港會計師事務所在內地舉辦合作事務所，其年收入應不少於2000萬美元。香港本地中小銀行進入廣東，按照規定在地級市設立分行需要一定規模的註冊資金，但香港中小銀行資金有限，沒有能力在有業務需求的所有地級市開設分行，因此無法獲得批准。開辦銀行不僅有資金和分行的門檻，連內部裝修、保安和業主都必須經過審批。目前內地有關外資物流企業經營內容的法律法規就有11項之多，其中包括商務部、交通部、鐵道部、國家民航總局、國家發改委等部門所設定的各種行業法規。約束既多，又政出多門，直令投資人無所適從。諸如此類的情形，在服務行業內不勝枚舉。

　　正如當年擔憂外企進入中國製造業，會擠佔國內企業的生存空間，結果卻是刺激了國內企業的更好發展一樣，開放境外資金和企業進入中國服務業，同樣也能帶動國內服務行業的發展。在中國經濟轉型陷入僵局，服務業發展遲緩的背景下，再次通過開放，來倒逼改革，或許是一種最有可能奏效的策略選擇。

　　一切改革都內含著利益調整，在再次實施“以開放倒逼改革”策略的過程中，要走出日益僵化的利益格局，突破那個由改革得利，但為維護既得利益而不願進一步改革的強勢集團的阻擾，以國家的力量，為著民族的未來，按照完整的“頂層設計”，爭取最大多數國民的信任和合作，共同實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