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肇始於美國，但歐洲卻受創更重，現在仍陷在債務危機的泥潭中難以自拔。其癥結與歐洲體制有關，比如，它缺乏一個強勢的央行，也沒有統籌大局的財政部，在具體決策上，歐洲也更為猶豫拖遝，遠遠比不上美國行事果決。同樣是面對債務問題的難兄難弟，但美國應對金融危機的一些經驗，值得歐洲借鑒。

　　在當前風雨飄搖的市場狀況下，美國可提供給歐洲的最有作用的一條經驗，在筆者看來，其實正是在經濟界頗為知名的“鮑威爾主干預理論”。

　　擔任過美國國務卿的鮑威爾“聲名鵲起”，是在1991年的第一次伊拉克戰爭中“完勝”薩達姆政權。對於這場速戰速決戰，時任美參聯會主席的鮑威爾總結説，“如果戰爭不可避免，比如‘沙漠風暴’作戰行動，那就必須立刻行動，堅決果斷，必須集中大量優勢兵力，同時保持靈活機智”。

　　該概念隨即被運用到經濟領域。美國前財長魯賓就曾表示，1995年美國出手干預墨西哥金融危機時，他就從鮑威爾理論得到了啟發，拿出了“數額遠超過我們認為所需要的資金”，最終成功平息了危機。

　　2008年金融海嘯中，面對遭遇滅頂之災的金融市場，美國的對策其實也是“鮑威爾理論”：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和時任美國財長的保爾森迅速拍板，促請國會通過7000億美元緊急救市計劃。7000億其實就是一個概數，按照保爾森的話，就是用一個足夠大的數目，一是為金融機構“止血”，二是通過“止血”恢復資本市場信心。

　　正如今天許多歐洲人反對救援希臘一樣，7000億美元計劃一經公佈，也遭到許多人的反對，一些人指責政府是在慷納稅人之慨，救助貪婪的華爾街，包括多名諾獎獲得者在內的166名美經濟學家致信國會，認為此舉是勞民傷財、效果有限。民意不能不遵從，但保爾森也曾多次表示，政府也痛恨華爾街的冒險和貪婪，但當時壓倒一切的問題是避免金融崩潰。

　　作為“鮑威爾主義”的體現，美國政府在落實該計劃中也不無靈活性，比如原來方案擬定為政府出資購買銀行不良資産，但最後考慮到此舉仍不足穩定市場信心，財政部又拍板將其作為股權投資。此外，對於一些銀行逃避義務的舉動，美國財政部又採取單方面行動，迫令各銀行必須在苛刻的注資條件下簽字。

　　7000億美元金融救援計劃一直頗有爭議，尤其是救助華爾街的道德瑕疵，一直是美國社會憤怒的焦點，當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即是表現。但理性地看，正是這一大手筆且又具靈活性的措施，使美國最終避免了再次“大蕭條”的命運。

　　相比之下，歐洲債務危機現在愈演愈烈，一些銀行因風險敞口過大而陷入困境乃至有破産之虞，其實與缺乏可鼓振人心的大規模救助計劃有很大關係。按照目前最壞的推算，即使希臘違約，歐洲銀行業也只需要2000億-3000億歐元的額外注資，該數額大大低於美國當時的救助額。但歐洲卻難下決策，根子還在歐洲的體制上。它沒有美聯儲式的強勢央行，也缺乏作為主權國家的統一財政，一些領導人囿于國內政治鬥爭，缺乏政治擔當和勇氣。

　　當然，即使歐洲最後出臺一個天文數字般的救援資金，也並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當前的債務沉疴。救助只能救一時之急，避免信心崩潰，而要治本，歐洲還須改正過度福利和財政無紀律之弊，否則，危機還會重演。（劉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