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融資困難，近期不少中小企業經營陷入困境，甚至出現資金鏈斷裂。筆者認為，融資歷來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行為，融資參與各主體均要權衡風險與收益，並達成合理的風險價格，可以考慮採取稅收優惠、委託貸款等措施，對中小企業進行“定向寬鬆”。

　　表面上看，民間借貸的高利貸化傾向，是資金供給短缺造成的。在貨幣緊縮的背景下，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從正規金融渠道獲得融資的能力有天壤之別。大企業可以低成本從銀行融資，還可以發企業債；上市公司還可以增發、配股融資、發行公司債；中小企業則被迫接受較高的融資成本，從民間借貸市場融資。

　　如果仔細分析，我們就不難發現高利貸化傾向的本質，是過度寬鬆貨幣政策的後遺症。寬鬆的貨幣政策背景下，寬裕的資金涌入股市、樓市、藝術品市場，甚至農産品市場。寬裕資金不僅造就了資産價格泡沫，也直接推高了CPI。之後過度寬鬆的貨幣開始收縮，但房地産投資、基建投資並沒有同步收縮，且這些投資建設週期較長，具有2-3年的滯後性，對資金的需求也具有剛性。在高收益的預期下，部分資金開始轉入高利貸化傾向較高的民間借貸市場，並逐步産生投機的利益鏈條，進而影響到中小企業的生産經營，危及實體經濟。

　　從供給與需求的角度看，寬鬆貨幣政策能從總量上緩解融資壓力，但中小企業的資金情況仍然不會有太大的改善，原因就在於社會資金的配置比例是天生向大企業傾斜的。如果僅僅因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就放鬆本該繼續收緊的貨幣政策，多少有點舍本逐末的味道。

　　況且，融資歷來是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行為，融資參與各主體均要權衡風險與收益，並達成合理的風險價格。提高風險容忍度，也需要融資參與方認可，不是增加供給就能解決的問題。可行的辦法，倒是可以採取稅收優惠、委託貸款等措施，進行所謂的“定向寬鬆”。

　　“定向寬鬆”是向中小企業專門推出的緊貨幣背景下的寬鬆信貸政策。在緊貨幣條件下，中小企業面臨銀行高門檻限制，往往被銀行以經營規模過小、抗風險能力較差、綜合信貸收益不明顯等為由拒之門外。“定向寬鬆”則可以規避銀行的“去中小企業”偏好，集中部分信貸資源，專門支持中小企業。模式上可以是委託貸款，也可以是適當利用風險價格工具的上浮利率貸款。在抵押物、擔保方式上，則可以引入擔保公司等信用增級工具，為中小企業貸款提供安全保證。

　　稅收優惠提供的資金支持，本質上是財政政策的一部分，而非貨幣政策範疇。譬如，可以繼續延長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或者對經營困難、資金短缺的中小企業，適當給予部分稅收優惠、免徵部分稅種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其資金壓力，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在救助方面，也不能一刀切，要防止出現對投機行為的逆向激勵。既要維護穩定的金融秩序，解決中小企業的生存難題，也要抓住高利貸化傾向的問題關鍵，避免避重就輕、因小失大的政策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