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當我的《臥底經濟學家》(The Undercover Economist)出版時，時不時會有人問我是否支持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我會回答，一點也不。但我明白這個問題從何而來：因為我確實曾經擔心抵抗血汗工廠能否有任何益處。

　　經濟學家對於我論點背後的邏輯會很熟悉。除非血汗工廠的工人真的是奴隸，否則我們便可以推測，他們會為了低報酬在惡劣條件下長時間工作只能有一個原因，即其它謀生之道比這更糟。

　　當一群好心的激進分子發起一場運動，反對——比如説——印度尼西亞的耐克(Nike)供應商雇用勞工在血汗工廠工作時，顯而易見的風險是，血汗工廠會關閉，工人們被扔到大街上，而工廠作業將轉移到大阪，由計算機化的縫紉機完成。這當然不是那些激進分子的目的所在。除此之外只有一種選擇，即經濟增長：儘管過程可能慢得令人沮喪，但最終能創造更多更具吸引力的工作。從而消滅血汗工廠。

　　但是，儘管這個邏輯足夠簡單易懂，卻並不是嚴密到無懈可擊。一家成功的跨國企業的盈利能力或許足以承擔薪水上漲，而且或許寧願接受加薪要求而不願將業務轉移至別處。經濟增長本身既能增加對童工的需求，也會減少其供給。

　　因此，當我發現了兩篇探討上述問題的新研究時，不禁興致大增。其一是發表在3月號《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安 哈裏森(Ann Harrison)和蒙特雷國際研究生院(Monterey Institute)的傑森 斯科爾斯(Jason Scorse)。哈裏森和斯科爾斯研究了來自印尼的數據。上世紀90年代，印尼是反血汗工廠運動的焦點所在，這些運動最終説服美國政府向印尼政府施壓，鼓勵美國消費者抵制耐克等公司。（1989年一項極富影響力的研究發現，耐克供應商支付的薪資比出口部門的其它公司都要低。）哈裏森和斯科爾斯考察了鞋類、紡織品和服裝行業，並將品牌供應商眾多的地區與那些企業不那麼出名的地區進行了比較。

　　如果我的論點是正確的，哈裏森和斯科爾斯就會發現，品牌雲集地區出口工廠的就業率大幅下降。但是幾乎沒有這種跡象。工廠利潤確實有所下滑，投資也有所減少。一些小型工廠被迫倒閉。但工作崗位似乎並未減少。

　　扣除通脹效應，印尼的最低工資在1989年至1996年之間增加了一倍以上，這確實拉低了就業。但除此之外，品牌供應商眾多的地區似乎沒有受到額外影響，儘管這些地區的工資增幅要比其它地區多出近三分之一。

　　第二篇論文是以草稿形式在3月底的皇家經濟學會(Royal Economic Society)吉爾福德會議上提交的。裏丁大學(University of Reading)的尼加爾 哈希姆扎德(Nigar Hashimzade)和烏馬 坎布罕帕蒂(Uma Kambhampati)進行的這項研究顯示，經濟增長——至少就短期而言——不足以減少童工數量。加強學校建設和鼓勵孩子上學的補充性政策似乎是有必要的。

　　這兩篇研究報告都不是定論，而且都沒有考慮經濟增長對改善工作環境的長期效果。但我還是不得不反思對反血汗工廠運動的看法。不過至少我有聖人相伴。約翰 梅納德 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據説就曾經自嘲過：“當事實發生變化時，我就會改變自己的想法。你會怎麼做呢，閣下？”

　　蒂姆 哈福德的新書是《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Dear Undercover Economist)，由利特爾-布朗公司(Little, Brown)出版。

　　譯者/管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