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貨幣政策的持續緊縮，給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造成前所未有的壓縮；另一方面是大規模的脫媒資金，依附於商業銀行且呈日益增加之勢進行體外循環。

　　必須透析以上商業銀行表裏兩方面的運營模式，我們才會明白，為何在今年信貸規模劇減的情況下，商業銀行仍可獲得高額利潤。

　　去年下半年以來的貨幣緊縮力度，可謂歷年罕見。8月末，中國M2餘額為78.07萬億元，同比增長僅13.5%，M2增速連續五個月保持在16%以下。M2的如此低速增長，僅為中國改革32年來M2平均增速的一半。

　　但即使在如此緊縮的政策壓力之下，今年上半年，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仍取得了凈利潤平均同比增長32%的業績。

　　加息等貨幣緊縮政策並未能有效吸附存款，與未能拉低商業銀行利潤率一樣，同樣令人詫異。據統計，僅9月上半月，工、農、中、建四大銀行的存款額，就較8月末減少了4200億元左右。存款額度的急劇減少，令人懷疑持續緊縮的貨幣政策，就吸附市場流動性而言已經失效。

　　實際並非如此，市場流動性減少是真實的，只不過這些“存款”已變為商業銀行的體外循環。而這卻是今年商業銀行在貨幣緊縮、在巴塞爾協議Ⅲ（存貸比）等多重考核壓力之下，仍獲得高額利潤的根本原因。

　　依附於商業銀行進行體外循環的資金，僅今年上半年，即以理財産品等形式發行逾萬款，同比增長超過100%，募集規模早已超過去年全年。

　　而由此募集的鉅額資金，亦是今年商業銀行存款額度劇減的主要原因，因為儲戶通過購買“銀信合作”的理財産品，就可以獲取超過銀行存款利息1/3左右的收益，且從表面上看並無風險。

　　正是如此眾多“銀信合作”的理財産品，使商業銀行既可以繞開央行、銀監會的監管，又可以解決信貸規模受限所帶來的“無米之炊”的窘境。

　　但如此“金融創新”，並不能説明商業銀行業務在轉型，因為包括“銀信合作”在內的金融脫媒手段，本質上仍然是與傳統信貸相同的利差模式。

　　這顯然與央行當初制定趨緊的貨幣政策，在抑制通脹加劇的同時，又可以對商業銀行進行倒逼轉型的初衷相違背。

　　信貸緊縮不可能倒逼商業銀行轉型，因為只要有壟斷經營和高額利差事實存在，商業銀行的路徑依賴就會持續，這亦是2005年匯率體制改革後，我國商業銀行業務模式仍然單一的根本原因——截至目前，信貸利差收入仍然佔我國銀行業總收入的90%左右。

　　一直難以改觀的利差管制，不但會造成儲戶對銀行持續的利率貼補，從而不得已追逐更高收益但亦會形成系統風險的“銀信合作”等理財産品，而這更會讓商業銀行業務轉型的動力消散。雖然，今年初央行就利率市場化已開始試點，但試點範圍仍主要限于城市商業銀行為主的中小銀行，而試點項目亦僅限于中短期存款利率市場化。

　　當享有存貸利差“天然福利”的時候，指望商業銀行有業務轉型的動力，指望商業銀行能夠滿足中小企業融資等社會需求，可謂癡人説夢。而對於諸如銀信合作的所謂“創新”，除了讓商業銀行逃避金融監管，推高貸款市場利率外（高出央行貸款基準利率一倍以上），還會為未來的金融風險埋下隨時可能引爆的炸彈。

　　信貸收縮難逼商業銀行轉型，在缺乏嚴格金融監管的前提下，只會造成商業銀行的違規操作，以及由此形成的金融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