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片：安徽淮北市一家服裝加工企業的生産車間內，來自周邊農村的女工正在加工服裝産品。CFP供圖

　　核心提示

　　三個工薪族，三本“收入賬”

　　他們或感慨有欠公允，或抱怨負擔太重，或期望收入提高

　　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還需“減負”“增收”雙管齊下

　　他們相距很近，或許只是樓上樓下，時不常會摩肩接踵，抬頭望見；他們又相隔很遠，每日各有所忙，三個人的社交半徑幾乎沒有交集。他們如此不同，有人想著如何去投資，有人卻想著如何去掙錢；他們又何其相似，都是工薪階層的一員，“不患寡而患不均”，希冀更加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期待權利義務的對等，是他們對生活的一致訴求。

　　高收入者：“很多收入比我高的人都逃稅”

　　“券商”、“投行”、“年薪百萬”一個個金字招牌齊齊頂在年屆三十的蔣波頭上，耀出的光芒足以讓很多同齡人眩目。

　　“幹我們這行，其實有很多表面風光。收入號稱百萬元，其實多數時候也就七八十萬元。雖然掙得也不少，但並不穩定。市場好的時侯，一天恨不得掰成兩天忙；市場低迷的時候，也有過閒得在辦公室打乒乓球的歷史。而且同業間競爭得厲害，平時工作壓力很大。”説到在證券交易所的工作狀態，蔣波不由自主向記者介紹起他“多而隱蔽”的白髮。

　　“你對自己的收入滿意嗎？”

　　這個問題有點無意義，因為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但事實並非如此。

　　“我身邊很多工作中接觸的私營企業主，收入比我高得多，但他們基本上很少交稅，有的買車、買房都開了發票拿到公司報銷。企業只要不分紅，就不交稅。即便分紅，也只是按20%納稅，而我卻要交30%的稅，一分錢也避不了。有業績突出的公司同事，甚至要交45%的個人所得稅。”因為工作的關係，蔣波認識很多企業老闆，“同薪不同稅”的現實不免讓他憤懣。

　　來北京之前，蔣波去英國留了兩年學，租住在外國人的家中，這也讓他對外國人的收入和生活情況有了很多了解。

　　“據我了解，很多國家都採取綜合稅制，就是將納稅人一年中各種不同來源的收入綜合起來，減去法定減免和扣除項目數額後，就其餘額進行徵稅。比如家中有小孩老人需要贍養的，需要供房貸、車貸的，都要扣除相關費用再行收稅。而我國目前的稅收渠道大多來源於工資，而且不考慮家庭的實際負擔，顯然有失公允。”推己及人，蔣波的意見不無道理。

　　作為外人眼裏的“富人”，蔣波顯然“舉賢不避親”：“國外居民收入差距沒那麼大，由於社會福利完善，居民支配收入主要是計劃去哪度假、去哪旅遊之類；相比之下，國人的收入還不得不存入銀行，以備今後孩子教育、看病、養老等不時之需。”獨特的視角讓蔣波有獨特的見解。“當前中國貧富差距較大，應該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向更多顯露的和隱藏的富人徵稅，並力求在保有環節徵稅，如徵收房産稅等，否則富人就會越來越富，社會貧富差距會越拉越大。”

　　中等收入者：“我的付出與回報等價”

　　中秋剛過，林立勇臉上寫滿了疲倦。“放假三天，陪我父母、老婆孩子回了趟老家。時間緊，馬不停蹄的，好累。”他似乎連説句稍長一點話的力氣都沒了。

　　供職于京城一家頗具實力的國有企業，林立勇的工資單很長，第一聯顯示基礎工資、崗位工資等；第二聯是各種保險及其他費用扣除；第三聯是應納稅額；第四聯是實發合計：年收入24萬多元，稅後收入18萬多元。

　　作為一名部門主管，林立勇説，他的工資單記載了他的付出、他的每一分磨損。“一説到收入，老家的親戚朋友聽了都羨慕的不得了，那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我的生活狀態：每天早上7點多出家門，送孩子上學，然後開50分鐘的車到單位，一忙就是一天。晚上加班、假日值班是家常便飯，回家了還是滿腦子的工作。每個月都有10來天出差在外，家裏的事一點忙都幫不上。唉，掙錢不容易呀。”

　　和城市中多數中年人一樣，上有老、下有小，單位的中堅，家庭的砥柱，每月工資在林立勇心裏有本很重的賬：“每月付房貸7000多元；養車2000多元；小孩教育和日常花費得三四千元；再加上家裏的必要開支和一些禮尚往來，每月基本剩不下什麼，也就把我愛人那份盈餘的攢起來，為以後老了做打算。”

　　“不在於你掙了多少，而在於你花了多少。如果支出在不斷上升，那掙得再多也於事無補。”提到收入增長，林立勇卻更在意節省支出：“把房價降下來、把物價降下來，把教育、醫療和養老的支出降下來，那將比提高收入水平對老百姓更有益。”

　　林立勇對看病貴抱怨尤多。一問得知，他父親剛被查出患上癌症，“我打聽了一下，手術加化療得花掉9萬多元，還得是不用進口藥。”

　　談到前不久個稅起徵點的調整，林立勇笑笑説：“自己收入變化不大。”“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較大，對物價和生活水準的感覺也不一樣。我總感覺一些政策有必要在執行中央統一規定的基礎上各地‘量體裁衣’，制定適符本地區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細則，不要‘一刀切’，要在合理性上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