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傑

　　有兩則新聞讓人心情沉重：一是88歲的李老漢在離家不到100米的菜場口迎面摔倒後，圍觀者無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時後，老漢因鼻血堵塞呼吸道而窒息死亡(《楚天都市報》9月3日)；二是江蘇鎮江六旬老人楊先生晨練時發現一名醉酒男子蹲在公交站臺石階上，便勸説其早點回家，隨後又伸手相扶。不料男子誤以為楊先生要偷自己的東西，隨即與他人將老人暴打至重傷。(《揚子晚報》9月4日)

　　從南京彭宇案到天津許雲鶴案，再到南通殷紅彬，從杭州高一幫扶倒地老人卻遭家長訓斥，到武漢老人倒地無人扶而窒息死亡，再到鎮江老人扶醉漢被誤解並被打成重傷，這些似乎都在提醒廣大公眾：幫人有風險，出手須謹慎！

　　不少人嘆息，社會道德因上述事件而倒退30年。不少人將近年社會道德嚴重滑坡的原因，歸結為社會誠信的嚴重缺失，這此解釋不無道理，不過筆者堅定地認為，社會底線正義的偏差導致了道德的迷失，後者是前者的必然結果。

　　幾年前的南京彭宇案一審判決結果，是司法機關失守社會正義的開端。當事法官採用絕對化推理，在雙方對是否撞倒老太這一基本事實存在嚴重爭議，並且雙方均無直接證據的情況下，法官通過自由心證式的邏輯推理，絲絲入扣地把自稱“助人為樂”的彭宇，推入撞人賠償的不利後果中。它較為持久地影響了社會公眾的道德取捨。

　　此後，天津又出現“南京彭宇案”的升級版，不僅獨創了“不接觸的交通事故”説，還提出了“驚嚇導致老太摔倒”的交通事故新類型，判決汽車司機承擔近11萬元的賠償責任。而前不久的南通公交司機幫扶老太反被污撞人的事件，雖然很快便真相大白，但只能歸功於車上安裝的視頻錄像設備，如果沒有視頻錄像，後果會怎樣？假如被撞老人將公交司機告上法庭，沒有錄像為證，司機能脫責嗎？所有這些事件，都再次強化了公眾的“助人恐懼”。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誰還敢大著膽子在街頭攙扶老人？！

　　既然大家都不敢也不願在大街上出手助人，一方面讓那些需要幫扶的人很受傷，只能自己掙扎著站起來，或自行承擔其他不利後果；另一方面，也讓需要幫扶的人對獲得幫助失去信心，不敢輕易相信關鍵時刻會有好心人，遇到有人出手反而認為其不懷好意。於是，就出現了鎮江晨練老人幫助醉鬼反被疑為小偷，甚至被暴打並重傷的事件。

　　幫人也好，撞人也罷，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責任的情況下，雙方出現糾紛並且訴至法院，這在法治社會十分正常。但關鍵的問題上，法院是社會正義的最後底線。可個別法官不依證據，也不遵法理，僅憑自己的主觀判斷和漏洞百齣的邏輯推理就定讞下判，甚至用上“沒撞人就不會跟隨送醫”這樣令人膽顫心寒的理由，這怎不讓人望而生畏？如果最該堅守社會正義底線的法院，在底線問題上都頻頻失守，社會道德迷失也就成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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