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

　　儘管許多學者將中國的經濟改革稱為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但與大多數東歐和前蘇聯等國家不同，中國政府從來無意放棄國有企業。相反，在中國，國有企業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

　　沒有了國有制，中國就不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目標僅僅是要通過引入市場競爭來改進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而非要建立一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私有化從未被採納為官方的改革政策。主張私有化的學者常常被譴責為“資産階級自由派”。

　　然而，改革的後果大大超出了預想。

　　今天的現實是，儘管國有企業在一些關鍵産業(包括石油、電力、電信和金融部門)仍居於支配性地位，政府依然堅持國有企業應該在整個經濟中扮演支配性角色，但非國有部門(包括外國所有、合資、混合所有制及國內私有企業)已經成為或將要成為許多産業中的主導角色。

　　1978年，中國工業總産出中近五分之四來自國有企業。到1997年，國有企業的份額已經萎縮到幾乎不超過四分之一(中國國家統計局1998：99)。更令人驚訝的是，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自發的和地方政府發起的國有與集體企業私有化通過被各種冠以改制的官方名義的途徑在加速進行，這些途徑包括公開募股、公開出售、經理／僱員贖買、租賃與合資(Li，Li and Zhang，2000；Garnaut，Song and Yao，2004)。到1998年年底，超過80%的縣及縣以下國有和集體企業都經歷了改制，後者在很多情況下涉及直接私有化(趙曉，1999)。一項對工業國有企業的全國調查估計，到2001年年底，86%已經完成改制，約70%已被部分或全部民營化。國家經貿委未公開發表的研究報告，引自Garnaut，Song and Yao(2004)。蘇南是一個很有趣的個案。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與私有企業佔主導的浙江模式相比，蘇南模式被廣泛認為是一個“新型公有制的經濟模式”。然而到2000年年底，近百分之百的村屬企業，95%的鎮企業，90%的縣屬企業和85%的市屬企業已被民營化(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2001：5)。

　　浙江的私有企業模式最終宣告了對江蘇的公有制模式的勝利。

　　有趣的是，中國的經濟改革始於分權而非發展私有體制，始於搞活國有企業而非將其民營化。

　　什麼是中國國有企業民營化不期而至且加速興起的背後驅動力量？是什麼激發了地方政府將其控制下的企業民營化？

　　在李少民、栗樹和和我本人合作的論文中(Li，Li and Zhang，2000)，我們發展了一個理論模型以探討這些問題。在我們的文章中，企業所有權以誰持有剩餘索取權來定義。傳統上，所有權由誰能索取剩餘權利來界定。格拉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將所有權定義為對資産的控制權。經濟學家現在認識到，剩餘索取權和控制權利對所有權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此，我略去控制權利不是因為它們無關緊要，而是因為技術上棘手。然而，我推測我的結論亦適用於控制權利。另外，考慮到國有企業經理人已獲得巨大的決策自主權，我相信剩餘權利的轉移只是完成私有化而已。也就是説，隨著經理人掌握所有的企業剩餘，他即成為企業事實上的所有人。民營化是將剩餘索取權從政府轉移到經理人手中的過程。為便於闡述，我們著重于探討産品市場中的跨地區競爭如何激發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後者通過地方政府所控制的公有經濟中的官僚與經理人間的互動進行。曹遠征，錢穎一和韋恩加斯特(Cao，Qian and Weingast，1999)主張，中國特色的聯邦主義引致了私有化。然而，這些作者沒有至少沒有正式地討論的問題是：跨地區競爭如何刺激了私有體制的興起。我們發現，當跨地區競爭足夠激烈時，每個地區都不得不降低生産成本。鋻於經理人的努力是無法證實的，地方政府或許不得不將全部或部分剩餘股份給予經理人。總的來説，激烈的産品競爭刺激了私有財産體系的興起。我們接著使用中國40多萬家企業的工業普查數據，將我們的理論付諸嚴格的經驗檢驗。

　　檢驗強烈支持我們的假設，即跨地區競爭是中國向民營經濟體制轉型的驅動力。

　　儘管我們的文章著重于研究地區間的競爭如何引致對現存國有企業的民營化，但我們相信，同一邏輯也可以被用以分析跨地區的競爭如何引致新的私有企業的建立。正如我所指出的，正式的公開私有化在中國從未被採納為一項中央政府政策。然而，競爭比意識形態的力量要大得多。不管中央政府是否會繪製完全非國有化的藍圖，我們的理論與現實均表明，民營化過程將繼續按其自身的邏輯與力度加速進行。

　　中國的經驗表明，“看不見的手”不僅在資源配置中強大有力，亦在創造制度中強大有力。

　　一旦分權開始，市場競爭可能引發私有企業制度自我強化式的發展。接著，新建立的和被民營化的企業會加劇市場競爭。這即是來自中國改革的一個主要經驗。

　　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説，我們理論的意義超越了中國與前社會主義經濟。根據近期的一份世界銀行報告，我們看到國有企業産出在許多國家仍佔有巨大份額，不僅包括轉型經濟，還包括發展中經濟，甚至工業化經濟(世界銀行，1995：31和56)。但是跨越國家與時空來看，國有企業總的來説表現欠佳。在過去20多年或更長一段時間內，國有企業私有化不僅發生在社會主義與發展中經濟中，也發生在發達經濟中。

　　我們推測，緣自全球化、日益加劇的跨國競爭一直是也將繼續是全球範圍的私有化運動和向真正的市場經濟轉型背後最根本的驅動力之一。

　　張維迎為著名經濟學家，此文節選自張維迎《市場的邏輯》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