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坐等地方政府不堪重負，最後撂下擔子一了百了，不如加快中央與地方財權財力格局調整步伐，重新調整財政體制，合理規範政府間財政關係

　　特約評論員 楊志勇

　　2011年上半年中國經濟運行的答卷表明，各界擔心的滯脹未成現實。但控制通脹任務依舊艱巨。消費物價指數(CPI)上半年為5.4%，6月份達到6.4%，創3年來新高。通脹壓力下，希冀貨幣政策承擔促進經濟增長重任幾乎是不可能的。新一輪房地産調控進行了一年多，房價上漲壓力仍未得到充分釋放，行政性調控政策如何與市場有效結合，還需要智慧支持。

　　世界經濟比年初預想差很多。美國聯邦政府債務餘額上限已到，何去何從直接影響美債信用。歐美主權債務危機幾乎遍及外圍國家。綜合中外因素，下半年，中國還必須堅持積極財政政策，以支撐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從2008年底開始延續了兩年多的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到2010年底已告一段落。積極財政政策表現形式當有所變化。改善民生、改善水利基礎設施、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建設保障性住房，都需要財政資金支持，理所當然都構成財政支出擴張的內容。從9月1日開始，工資薪金費用減除標準(免徵額)從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這些都表明積極財政政策仍然是增支與減稅並行的。

　　但是，已到考慮積極財政政策的成本、退出方式與時機的時候了。政策效力遞減律決定了持續擴張最終歸於無效，且會背上沉重債務負擔。財政支出效率如何進一步提高，是積極財政政策需重點考慮的問題。當前，有效率的公共服務需加快完善，政府對市場扭曲程度應盡可能減少。

　　積極財政政策是有成本的。地方債的飆升就是一項。最近，審計署公佈的近11萬億元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尚未超過預期。但問題是，各地情況不同，不是所有地方政府應對債務負擔都會遊刃有餘，已有少數地方面臨違約風險。僅靠地方政府，顯然難以為繼。與其坐等地方政府不堪重負，最後撂下擔子一了百了，不如加快中央與地方財權財力格局調整步伐，重新調整財政體制，合理規範政府間財政關係。改革的重點是如何避免地方的軟預算約束，避免地方政府性債務繼續無限度地增加。

　　上半年，中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31.2%，遠超GDP增長率。1994年，在財政收入佔GDP比重持續下滑背景下，稅制改革可謂力挽狂瀾，所建立的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制，為兩輪積極財政政策的運作提供了財力支持。但是，現在已到考慮如此穩定增長機制的何去何從的時候了。

　　財政收入增長不是制度調整的結果，而是現有制度運行的必然結果。收入快增，客觀上抵消了積極財政政策的部分效果。收入快增，與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有著密切關係。這樣的稅制，只要有經濟活動，就會産生稅收。稅收的高低與企業的經濟效益關聯度不高。這樣的稅制已到了大規模調整的窗口期。

　　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形成有其客觀原因。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稅收徵管水平相對較低。現在是經濟全球化時代，稅制選擇必須考慮到外部環境的影響。間接稅負擔較高的結果是大量消費流失，形成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外需。奢侈品稅收問題就是一例。更重要的是，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正在吞噬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特別是，勞動力成本優勢已經在逐步喪失，中國企業何去何從，都需要有競爭力的稅收制度支持。

　　不可否認，稅制在改革開放30多年來，特別是優惠的稅收政策，對於吸引外資，發展外向型經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了進一步提高財稅的國際競爭力，中國應加快稅制結構調整的步伐，逐步轉變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增值稅擴圍，同時下調基本稅率；消費稅稅目調整，並下調稅率，將起到促進消費的擴大，並提高中國企業的競爭力。間接稅減少的稅收收入，有一部分是不需要靠直接稅收入的增加來彌補的，其對衝的是高增長的稅收收入。

　　改變稅制結構，意味著直接稅的地位會相應上升，但不應以提高個人所得稅稅負為前提。中國個人所得稅稅負水平在國際上仍然較高，特別是工資薪金所得45%的最高邊際稅率，客觀上也導致大量潛在稅源的流失。中等收入者所適用的稅率水平仍然較高，不利於有助於社會穩定的中産階級的形成。諸多國家能夠用較低的所得稅稅率維持較高的所得稅收入，為什麼我們就不能呢？

　　改變稅制結構，還可為自動穩定器作用的發揮提供支撐。特別是，隨著經濟複雜性增加，財政政策的選擇難度將越來越大。相機抉擇政策中，對機會的認識與把握都不容易，凱恩斯式的調控政策，不見得就會百發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