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三峽工程在發揮巨大綜合效益的同時，在移民安穩致富、生態環境保護、地質災害防治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亟須解決的問題，對長江中下游航運、灌溉、供水等也産生了一定影響。

　　這一高層信號的釋放，恰值長江中下游地區遭遇50年來罕見乾旱。

　　此次長江中下游地區汛期逢大旱，再次引發三峽工程利弊之爭。

　　此次旱災的原因是什麼？與三峽工程到底有無因果關係？

　　據新華社電 是什麼造成長江中下游嚴重乾旱？新華社調查稱，由全球氣候變化引起的異常天氣現象是“禍首”，但天災之外還有不少人為影響因素。

　　大旱主因是全球氣候變化

　　湖北省氣象局武漢區域氣候中心副主任周月華説，受拉尼娜氣候現象(赤道太平洋東中部海面溫度持續異常偏冷)的影響，自去年底以來大氣環流出現異常。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勢力整體偏弱，暖濕氣流無法深入到長江中下游地區，造成長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區降雨偏少。

　　但一些基層水利幹部反映，天災外還有不少人為影響因素。

　　首先是河道湖泊非法挖沙，使河道嚴重下切，水位下降，沿湖沿江地區取水困難。位於江西新建縣的贛西大堤牛頭湖電灌站已無法從贛江抽水澆田。無奈之下，當地重新在電灌站邊上架設了兩條152米長的鋼管，延伸到贛江中抽水灌溉。新建縣水利局負責人坦言，在贛江中下游一些河段，與2000年比較，河道被深挖了4米多。大量寶貴水源位於中間狹小的深切河道裏，遠離河岸，無法抽取利用。

　　另一個人為因素是，一些地方小水電站快速發展，在乾旱期間成為抗旱“攔路虎”。在江西、湖北、湖南，許多主要河流及其支流均建有電站，對上游來水進行人為控制。正當乾旱季節中下游地區需大量用水時，這些電站卻大量攔蓄水發電。由於電站管理權歸屬不同，利益不同，調度困難，制約了抗旱工作。

　　今年4月份，在江西修河流域，因上游水電站不願放水，導致下游2萬畝早稻田得不到及時灌溉。在上級部門干預下，電廠才開閘放水，但此時已造成農田受旱損失。

　　第三個人為因素是各地水利設施老化，難以滿足抗旱需求。記者在湖北等地旱區看到，目前農業生産中許多灌溉設施都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修建的，設計標準低，損毀嚴重，功能無法正常發揮，很難滿足抗旱需要。

　　不能“雨豐忘旱、臨旱掘井”

　　“雨季抗旱”對防汛部門和基層幹部是個新的考驗，暴露出當前南方抗旱工作的薄弱環節。江西省防辦總工程師史小平坦言，長江中下游嚴重乾旱説明，沿江各地還要完善抗旱預案，尤其是一些地方的汛期抗旱預案還是空白。

　　有關專家提出，乾旱情況下，政府應對電站、大壩進行及時調度，集中有限的水資源抗大旱。同時杜絕非法採沙導致河道下切影響取水。

　　長江水利委員會防災減災處處長黃奇認為，多年來南方一些省份農業生産用水很粗放，節水意識和節水技術都不強，灌溉設施的修建標準也不高。面對全球氣候變化，南方豐水區應重新認識自身水資源變化，不能“雨豐忘旱、臨旱掘井”。

　　“在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我國發生災害性強降水的概率在增大，乾旱時間延長的概率也在增大。”湖北省氣象局武漢區域氣候中心高級工程師陳正洪説，這對各地水利體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僅要求能抵禦區域性突發強降水，還要增強水利工程蓄水性能建設，要補的課很多。

　　“三峽工程誘發大旱”爭議

　　三峽大壩建成至今，始終被外界爭議包圍。近年頻繁發生的地質災害、旱澇災害等都被指與其影響有關。三峽工程與今年大旱有無因果關係？自上世紀80年代至今，似乎仍無定論。

　　多名專家近期受訪否認“三峽工程誘發大旱”質疑

　　建壩有不利影響但非氣候影響

　　國家防總日前決定，再次加大三峽水庫下泄流量，以緩解長江中下游旱情，顯示出三峽工程在抗旱方面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三峽工程本身卻被質疑為近年來連續大旱的誘因。

　　質疑是否有理？三峽工程與此次旱災有無因果聯絡？綜合公開報道，相關領域專家、業內人士普遍認為，三峽工程確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但並非氣候影響。

　　乾旱與大生態環境相關

　　中科院院士、清華大學水利水電工程系教授王光謙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大旱不能歸罪于三峽工程。王光謙表示，有直接科學證據能夠證明的是，三峽大壩的不利影響體現在地質災害、生態環境惡化(如水庫截流後長江幹流及支流多次出現水華)和淤泥問題。

　　湖北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所長鄒進泰認為，乾旱與大的生態環境有密切關係。由於生態環境破壞比較嚴重，導致雨水分佈不均勻；水利設施建設不足，則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旱情。

　　中國工程院院士“三峽工程階段性評估項目”地質與地震評估課題組副組長盧耀如表示：“當然，在長江中游三峽大壩攔腰一截，必定會改變原先平衡的狀態，使長江流域這一個自然系統一分為二。不僅一切地質作用都要産生調整演化，空氣中的水氣流動也會有相應變化。”

　　但盧耀如認為，這和大片地區受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相比“不可等同”。去年福建、海南等許多地區也發生大水災，這肯定不是與三峽有關。將近年來各種極端天氣全都歸因于三峽工程“肯定是欠科學的，也不可能”。

　　對於近年來長江中下游的“汛期乾旱”現象，盧耀如分析，洞庭湖、鄱陽湖水位連年下降很大程度上與人工圍湖有關，鄱陽湖解放初期有4000多平方公里，後來到2000多平方公里，現在面積更小。

　　枯水期可以“少發點電”

　　武漢大學水利水電學院院長談廣鳴也認為，乾旱和三峽(工程)沒關係。“現在有一種説法，水庫對局部氣候有影響，但往往也只對局部氣候，而不是大面積氣候。今年乾旱是大面積乾旱。而三峽(工程)是一個河道性水庫，對局部氣候影響很小。”他進而指出，三峽蓄水對下游的環境會産生一定不利影響，但其在水電利用方面的利遠大於弊。

　　如何在蓄水發電和枯水期放水防旱之間建立一種協調機制？談廣鳴説，目前相關方面已經建立一些相關機制，2009年原來準備蓄到175米，後來因為來水實在很少，下游缺水也嚴重，水利部門就通知三峽不再往上蓄了，蓄到172米就可以了，讓大壩少發點電，減少對下游不利影響。“只是這種機制還不夠完善、不夠系統。”

　　談廣鳴指出，水利工程的最大特點就是“削豐補枯”“提前一兩個月多放點水下來，緩解下游旱情，這就是水利工程對枯季補水的作用。如果沒有三峽工程，你想補水也補不了。”

　　建壩前已料到“幹澇災害加重”

　　1986-1989年國家組織412位專家論證三峽工程，9位專家未在報告上簽字

　　三峽工程建成後逐漸顯露的一些影響，其實在上馬之初已被預計到。1986年6月開始，由原水利電力部組織，14個小組、共412位專家展開了一場歷時三年的三峽工程論證會。

　　當時有九位專家未在論證報告上簽字，未簽字的理由分別涉及庫區移民、環境影響、經濟效益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然環境影響方面的論證意見中，生態環境組專家侯學煜以“陸地生態系統非常脆弱”為由，拒絕在論證報告上簽字。侯學煜任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員、全國人大常委，于1991年逝世。

　　在1988年的論證中，當時76歲的侯學煜指出：“建壩後，沿江兩岸的密集人口，勢必要擴大到山坡上找出路，於是毀林開荒、陡坡種植、有增無減，隨之土壤侵蝕、貧瘠化的現象加重，水土流失面積擴大，強度加劇，泥石流、滑坡、幹澇災害也日益加重。”

　　三峽工程建設以來，強制性的植樹與禁墾指令在多地施行。2005年，一些參與三峽工程論證的生態環境專家還被請回三峽，對湖北、重慶段的三峽風景名勝資源進行了評估。

　　事實上，1988年的論證結論就已表明，防洪、發電、航運都有各自要求，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其時，許多航運專家已經意識到，“如果三峽水庫經常用於攔蓄一般洪水，或者三峽電站承擔調峰任務太重，都將影響三峽工程通航條件，使航運效益受到損害”。論證結論對此表示“慎重對待，妥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