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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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06-13

　　一個財政局長的自白

　　張向東

　　央行一份最近的報告顯示，截止到2010年年底，全國人民幣貸款餘額47.92萬億元，據此匡算，截至去年末，全國的融資平臺公司貸款總額為14萬億左右。這一數據，將此前流傳的由財政部門匡算的融資平臺公司貸款7.9萬億的總規模，又提升了一個級別。

　　而目前審計部門對地方融資平臺負債水平的審計工作已經基本結束，其數據不僅對媒體保密，就連對被審計的地方財政部門也保密。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知曉，中國數量眾多的融資平臺公司究竟從商業銀行拿走了多少錢，又會最終産生多少壞賬。但一個頗有意味的現象是：在不斷翻新的數據中，人們大都更願意選擇相信較大的那個。

　　央行的報告中提出，由於平臺貸款普遍額度大、期限長，用途監督存在一定困難，信用風險仍需予以關注。另外，部分平臺缺乏可持續發展能力，自身風險也不容忽視。

　　我們想知道的是，既然明知道融資平臺公司是一種“怪胎”，但在過去的兩年間，是什麼力量讓全國出現了這麼多的融資平臺公司，以至於在有的地方甚至連鄉鎮都成立了類似的公司？又是什麼力量將地方財政和土地緊緊地綁在了銀行的抵押單上？

　　一個欠發達地方的財政局局長跟我説，融資平臺公司，不是我們地方政府想做的，它有一些是中央的政策導致的，尤其是四萬億投資、災後重建等等。在這位財政局長看來，中央目前的財政體制，是將很多支出轉嫁到地方來了。“以前的融資平臺，是地方壟斷經營國有土地的工具，僅此而已。但是四萬億出來之後，銀行方面要求地方的融資平臺，要求地方財政擔保、地方人大作決定，就這樣搞成了今天地方融資平臺的局面。”

　　由於地處欠發達地區，這個地方得到的中央轉移支付相對較多。他舉了具體的例子，該地方每年的一般預算支出接近90億，其中中央轉移至當地的有60億，加上當地的財政收入，不僅可以抵上支出，還有盈餘。他問道，“中央已經給了一大部分資金了，但是地方為什麼還要負債呢？”

　　具體到這個地方，最近幾年該地的財政收入增速很大，而且中央的轉移支付力度也比較大。在這位財政局長看來，按道理不應該有很大的財政壓力。但是儘管如此，他還是感覺錢不夠花。

　　在他看來，這一方面是目前財權和事權的不統一。“很多大的政策是由中央決定，比如説很多民生方面的問題、保障房、醫療保險、教師的績效工資、水利等方面，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來做。但是我們的很多區縣，根本就沒有錢來搞這些。所以只能是土地財政。再加上對地方GDP的考核，城市面貌的改善等等，這些都需要投資，所以地方不得不去舉債。”

　　尤其是四萬億投資計劃以來，地方瘋狂上項目的同時，配套資金也讓財政壓力急劇增加。他説，正是從2008年年底開始，國有商業銀行在做貸款的時候，紛紛開始要求財政部門提供有關地方債務的情況。儘管有時候地方債務已經很大了，但是各個銀行卻都是從各種有利於放貸的角度來做的一些東西。在這位財政局長看來，銀行拿出來作為放貸的依據，肯定不是很準確的東西。

　　這位財政局長花錢的原則是“以收定支”。他説，按照我們的《擔保法》和《預算法》，我們的地方財政都不可以去做貸款和融資擔保。但是我們中央各大銀行把政府給拉了進來。過去如果按照我們的情況，我們就是以收定支，財政收入多，就按多了花，財政收入少，就少花。如果沒有銀行在放貸的時候硬把地方財政拉進來，地方政府想負債都負不了。

　　在一波為期兩年多瘋狂投資熱潮過去後，人們現在終於回頭來擔心銀行的不良負債，並將問題的根由越來越多地歸結為地方政府，但在這位財政局長看來，“平臺公司負債情況，首先是中央銀行要承擔這一部分責任。”

　　現在中央開始清理整頓地方融資平臺公司，但現在的問題是，由於融資平臺公司的債務規模較大，所以政策選擇上也會比較謹慎，因為一旦出現問題，就會影響國有銀行的發展穩定。局長説，這個確實是個大問題。但如果要坦率地講，我們的一些政策有失誤。

　　我們的國有銀行顯然還沒有在熱議的融資平颱風險中，汲取到什麼經驗教訓。記者在四川省遂寧市看到的情況是，由於當地清理整頓融資平臺公司，國開行四川省分行向當地政府部門提出，要將原來承擔中小企業貸款的平臺公司業務，從即將被撤銷的富國産業投資公司拿到遂寧發展投資公司。

　　這對於國開行來説，無非是將貸款業務從一家融資平臺公司換到了另一家而已。也許對於國開行而言，遂寧投資發展公司是當地政府扶持的、最大的、也是土地資産最充裕的融資平臺公司。其實質，還是要將貸款業務緊緊地捆綁在本來就已經不堪重負的政府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