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8日召開的全國勞動關係工作會議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表示，中國要努力實現職工工資每年增長15%，力爭“十二五”期間實現職工工資“倍增”。而此前出臺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提出了一個明確的量化指標，即增長7%以上，達到10年內居民可支配收入翻番，這也被不少學者解讀為中國的收入倍增計劃。

　　兩個版本儘管在時間和增速上有所不同，但著眼點都是要在今後若干年的時間段內，實現居民收入倍增。

　　三個背景

　　有三個方面的背景，推動中國政府提出了這一倍增計劃。

　　背景一：近年來經濟高速增長和職工收入的裹足不前已成為誘發社會問題的要因。一方面是GDP和財政收入的高增速，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增長的滯後。數據顯示，2006~201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11.24%，同期財政收入增速則達21.48%，但過去5年中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為9.72%，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只有8.86%。剔除年均2.96%的物價上漲幅度，城鄉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速度分別僅為6.76%和5.9%。經濟快速增長和分配的結構性失衡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通過改革分配製度以提高勞動者收入的比重，成為政府必須考慮的要素。

　　背景二：希望在通脹高企的情況下通過工資倍增以緩解或稀釋泡沫。目前中國經濟備受通貨膨脹的困擾，但另一方面，在2008年經濟刺激政策指導下大上項目和基建造成的債務快速積累，兩者的矛盾使得中央政府和貨幣當局在緊縮還是寬鬆方面投鼠忌器，縮手縮腳。出於對經濟增長滑坡和金融風險的擔憂，政府對於折中的通過提高職工工資的方法，一方面可以緩解通脹造成的民怨，一方面又希望資産泡沫能慢慢消除。從央行近期的貨幣政策可以看出，央行對於利率工具的使用十分謹慎，擔心過高利率會捅破資産泡沫和加大國有部門債務壓力，以至於負利率已經維持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但隨著通脹壓力愈來愈大，在通過發改委行政干預價格的同時，政府不得不希望通過提高居民名義收入以減緩通脹造成的社會壓力。

　　背景三：國際經濟環境變化迫使中國將目光轉向內需。政府主導的投資拉動增長模式，儘管短期內避免了經濟的快速滑坡，但卻造成兩個更嚴重的後果：一是非國有部門的發展進一步被壓縮；一是過度投資造成今後幾年的産能過剩。因此局勢造成了中國不得不通過提振內需消化過剩産能。

　　條件與挑戰

　　從經濟總量的增長和政府減負的潛力上，中國具備增加居民工資的經濟實力。

　　連續多年的經濟高增長是提高勞動者收入比例的經濟基礎，換句話説政府與勞動者的分配、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的分配失衡問題制約著大多數勞動者的工資增長。

　　中國沉重的個人和企業稅賦如果能得到改革，將為增加勞動者工資提供客觀上的保障。目前，中國17%的增值稅嚴重制約了企業提高勞動力工資的能力，高額增值稅的結果是把收入轉移到了政府，從而削減了新興中産階級的消費能力。如果財稅政策通過對民營中小企業實施大規模減稅，以充分發揮民營企業作為經濟主體的商業投資功能和就業安置功能，則為更廣泛的範圍內提高勞動者收入提供了政策支撐。

　　再次，中國在降低行政成本上有巨大的潛力可挖。

　　但是，從政治和經濟管理架構上看，“倍增”計劃短期內卻不具備可行性。

　　首先，從工資增長機制上，由於中國目前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交織混合的特點，政府難以對市場化運作的企業如同國企和政府機構那樣提出強制要求。其次，現有政府管理體制下，如果重新分割國家財政收入和職工收入的蛋糕，牽涉到龐大的政府體制改革問題，難度極大。再次，中國較高的宏觀稅負，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除處於壟斷地位的國企外，廣大中小企業生存尚存在問題，不具備大幅增加工資的能力。最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經濟結構體系，在短期內難以實現由外向型向內需型轉變，勞動者工資缺乏生産效率提升上的保障。

　　國際分工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局面決定了，如果中國繼續走世界工廠的路徑，就必須走勞動者低收入的“比較優勢”的路徑，這條路徑走得越久越難以實現轉型。

　　由於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國際分工，在中國成功實現産業鏈升級前，如果勞動者成本大幅提高，國際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資本向資本高回報和勞動低回報的洼地流動，外商投資會逐步萎縮。由於中國工業製造業盈利水平不高，且過多依賴於低廉的勞動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職工工資翻番無異於紙上談兵。

　　不公平的“倍增”更有害

　　首先，在部門分配差距未改善前，推行該計劃將進一步加大私營單位和非私營單位職工的收入差距。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和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分別為20759元和37147元，同比分別增長14.1% 和13.5%。僅就平均水平來看，2010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是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平均工資的 1.8倍，足見兩者差距較大。

　　就同行業的工資水平來看，非私營單位和私營單位的差距更大，非私營單位的職工平均工資遠高於私營單位。以金融業為例，非私營單位2010年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達到80772元，而私營單位為31226元，前者是後者的2.6倍。再如，同樣是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私營單位2010年職工年平均工資為8900 元，而非私營單位為39329元，後者為前者的4.4倍。

　　其次，由於分配製度的扭曲和政府對資源的過度壟斷，政府和國有部門的“倍增”將加劇分配不公格局，甚至加劇階層衝突。對於財政供養的機關職工來説，工資翻番只是政府行為，沒有什麼難度。而數量更多的企業職工，勞動力價格隨行就市，且以效益定收入，政府不能也無法通過行政手段予以干預，故企業職工工資增長翻番的目的難以達成。

　　如果“職工工資增長翻番”最終異化為某一部分人的特權，而與廣大企業職工無關，不但制度設計者的良好願望便會落空，而且會進一步加劇社會問題。

　　最後，長期而言，沒有實質經濟增長支撐的工資倍增只會進一步惡化通貨膨脹，對實體經濟造成傷害。

　　（作者係三星經濟研究院宏觀組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