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鳴：調控之手已伸向了商業地産

　　北京市下達了商改住的禁令，主要變化如下：商業、辦公類項目將不得每戶單獨設衛生間；若開發商自己打隔斷，分成多個房屋當作住宅出售，將不能辦理房産證。這就意味著，潘石屹式的soho類家庭辦公的模式，將要走向到歷史的盡頭。北京市這個禁令，表明北京地方性政策有擴大的傾向，即調控從住宅市場擴大到了商業地産。我們有個疑問，既然是搞市場經濟，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手硬插進來，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卡要設？

　　商業地産沒有民生的幌子，依然也被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已經變成政府控制了，這是市場經濟的倒退。一個商業體，不能設置單獨的衛生間，這不符合市場的實際需求。商住樓不給辦房産證，這也是一種行政審批的傲慢，住宅市場還沒調好，又將大手伸向商業地産，導致住宅市場和商業地産市場雙雙壓制，結果兩頭都冒火，一頭都壓不住。

　　商業地産在限購令的作用下，相對還能生存，商業地産熱並不是説明商業地産政策合理，商業地産的交易成本和稅費，其實比住宅市場高很多，只是住宅市場受到壓制，基本上相當於限制買賣了，所以資金才被迫來到商業地産。實際上商業地産投資稅費很高費用比住宅投資多一倍，這説明，商業地産並沒有放鬆，越是價格高，對於權力來説，越是能夠收到更多的稅費。如今又在這些風險成本之上，再加上風險，實在不知道我們是在推進市場前進，還是在損害市場最起碼的土壤環境。

　　商住樓的風險不是市場風險，而是政策性風險。比如産權少、房貸成本、使用費用等風險，大部分都是政策風險，明明不符合市場需求，但是還要符合這種政策，無異於砍掉多餘的腳適應政策之鞋。在限購令的作用下，住宅市場徹底被扭曲，如今政策看到商住樓火了，又來這裡揩油。

　　中國房地産市場，要想改變轉嫁稅費的成本問題，政府自身要自省，到底這個市場為什麼那麼畸形，到底現在的房價為什麼那麼高，我們如何削減稅費成本，減少土地這個“麵粉”的成本，減少行政權力尋租。管制越多，就給官員設置更多的卡拿要的機會，這是最明顯的一件事情，成本高了房價自然高。如果再不改變這些情況，最後買賣雙方都要破産，家國財富被縮水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就銀根來説，越來越緊的貨幣政策，阻塞的只是千萬中小企業之路，對於那些上市公司來説，上市圈錢、重組、增發，就能獲得大量的資金，他們是調控的受益者，如此，我們的宏觀調控成為市場走向寡頭壟斷的工具，而且將整個房地産市場風險，推到了極致。去年有錢者去炒樓炒地皮，現在大家都放高利貸了，甚至很多信貸資金，都被有身份的人拿去轉而放高利貸去了，這樣的信貸政策和貨幣政策，會給樓市和經濟，帶來災難的性的惡果。

　　商改住禁令，將給商業地産帶來更沉重的內耗成本，這種人為的濫施淫威行為，不僅增加了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最終轉嫁到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上，而且還扭曲了市場配置，將促使市場誕生更多的爛尾樓，也促使市場價格更加畸形。我們的手段為何總是與我們的目的向悖，難道有關部門和一些奇怪的政策者，不該臉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