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鳴：窮人為何難以改變自己命運

　　朱大鳴

　　因戶籍制度造成的享受社會福利程度存在巨大的差異。由於戶籍制度早就變成了身份機制，就成為社會分層的關鍵原因。

　　中國改革開放之前，並不是人生下來就是就有窮人與富人之分，雖然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經濟上的突變，從一個被西方人看似經濟上很窮的大國，有望成為未來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但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帶來的社會矛盾也在日益突出。

　　日前，人民日報發文稱因家庭出身不同帶來的代際分化已成為轉型期中國的突出問題。文章稱目前一定程度上決定大學畢業生就業狀況的往往不再是成績、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文章呼籲增強就業市場的公開度和透明度，加快戶籍制度等改革，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

　　事實上，窮人難以改變命運，四個因素起到主要的阻礙作用。

　　第一，因戶籍制度造成的享受社會福利程度存在巨大的差異。由於戶籍制度早就變成了身份機制，就成為社會分層的關鍵原因。農民工就是在這一變異的制度下的犧牲品，他們既不被制度內承認，也在鄉村沒有出路，逐步成為遊走于城市和鄉村的邊緣人和兩面人。他們改變這種身份的努力，常常遭到冷遇和阻力。舊有的體制變革落後不堪，已經跟不上社會管理體制的變化，在人為的分野中，製造人際之間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特徵就是自由交換，如果在這個舞臺上，人為地製造優劣人群，保護一群人而侵害另一群人，結果必然引起社會的巨大鴻溝。

　　為什麼戶籍改革蝸牛前進，其阻力主要來自於戶籍背後的社會福利分配。將戶籍從社會福利中剝離出來，還原其相對公平的本質，應當成為戶籍改革的方向。當升學、就業、醫保和社保都與戶籍挂鉤，實質上是在長期維持社會的不公，促成社會階層的分裂。一部分人靠著這些福利制度，輕易獲得巨大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卻會因此受到很大的損傷，最終導致兩大階層的決裂，加速社會離心力。因為社會福利，本身是整個社會的公共服務，不是為哪個地區或者哪個階層服務的。一部分享受著福利，而負擔和責任都分攤在群體居民身上，凡是有一點良心的人都會認為，這樣做實在是有失公允。只有廢除不公正的戶口與各種公共利益挂鉤的制度，才能彌補社會日漸擴大的裂痕。

　　第二，市場經濟形式下，確實藏著一些身份制度的潛規則。由於資源佔有不同，特權階層享受著巨大福利資源，而中下層平民卻為子女教育、生病、養老而憂心忡忡。由於資源佔有能力的不同，導致在市場形式下財富的差別很大，這是一個不爭的實施。權力尋租和各種精英階層，利用各種千絲萬縷或多或少的身份資源，攫取鉅額財富的事情，隨處可見。西方對於正當的富人普遍存在敬意，因為他們在自己富裕的同時，也給別人帶來了財富。而在中國，一部分富人的富裕，卻是以別人損失獲得的，這是老百姓最痛恨的。由於資源佔有的差異和身份的不同，構成了一部分富人發財之路，而勤勞和承擔風險致富的人，也因此受到牽連。在社會上，形成一股仇富的勢力，他們埋怨市場導致了腐敗和貧富差距。但是，這些在市場沒有出現之前，更為誇張，只不過沒有用貨幣計價而已。

　　第三，由於關係資源不同，在工作機會和致富發財機會上，存在實質性的差異。在中國，自古以來，關係都是最核心的資源，也是一個人社會能力的最重要的工具。現在大學生們戲稱，找工作成了拼爹的遊戲，嫁一個好老公要比找對工作好。曾經知識改變命運的口號，如喪考妣。關係成就一批人，也組織了另一批人，最終導致權力世襲和近親繁衍，導致社會上下流動機制的堵塞。

　　關係如同一張網，網外的人拼命往體制內鑽。這就造成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緊張和焦慮，促使社會的裂變。為何那麼多人擠著要考公務員，很多人都是衝著“合法性傷害別人權力”去的。身披著一張關係的皮，不僅能夠獲得巨大利益，還能讓“葫蘆僧判葫蘆案”。

　　第四，權利得不得保障，而權力和資本聯手“做空”權利的事情，時有發生。借助合法性傷害的外衣，官員和一些特權階層，往往打著明規則的名義，幹著損人利己的事情，合法性的程序往往成為他們的外衣。合法性規則成了他們手中的泥菩薩，用著的時候跪拜燒香，用不到的時候就是一灘爛泥。法律的模糊規定，成為他們尋租的工具。

　　每個自然人都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未來的命運，但前提是社會要有良知感與公正感。只有限制權力，保障公民的權利，才能遏制資本和權力做空權利的社會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