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政府與個人不能在個稅上互相欺騙

　　誰説中國人不會維護自身權益？從4月25日徵關於個人所得稅修正案草案求意見以來，已經收集民間超過20萬條。各個不同階層的人，正在通過合法途徑捍衛自己的權益。

　　能夠維護權益是一回事，會不會維護權益是另一回事。

　　圍繞個稅的一系列建議，還沒有回到根本。

　　政府不能以恩賜的心態減免個稅。個稅的原義是調節收入之間的差距，建立更公平的社會，個稅不是徵收人頭稅，個稅收入雖然增長強勁，以前不是、未來也不會是政府最重要的財稅來源。從個稅開徵以來，個稅收入節節上升。1980年我國開徵個人所得稅，1994年實行新稅制，個人所得稅收入以年均34%的增幅穩步增長。1994年，我國僅徵收個人所得稅73億元，2008年增加到3722億元，2010年個人所得稅收入為4837億元，佔全國稅收收入的6.3%。

　　政府告知公眾的是，稅收收入到底用到了哪，為什麼將2000元、3000元作為個稅起徵點，而不是5000元，徵稅效率提高了多少。至於降低起徵點會降低多少政府收入，這種炫耀的話與個稅宗旨抵觸，無助於建立公共的財政體制，根本不必提。況且，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測算減收1200億元人民幣的相關説明，被業內人士駁得體無完膚。

　　另一方面，民眾在維權的過程中，強調中國稅負總體水平過高，因此個稅起徵點應該上調，甚至恨不得取消個稅，同樣不是理性而客觀的態度。稅負高還是不高，取決於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數量與品質，一個國家總要向法治稅收國家過度，在稅收中存在的種種不公平只能通過程序改革加以彌補，而不是徹底取消稅收。

　　社會的普遍不誠信體現在方方面面，除了有毒食品之外，稅收領域也概莫能外。

　　根據5月7日《21世紀經濟報道》的一則報道，據江蘇稅務部門提供的2010年個稅分析報告，在江蘇繳納個稅的人群中，月收入為2萬-4萬元的群體僅為7000人，而月收入為4萬-6萬的人群只有1916人。而江蘇省GDP佔全國十分之一、財政總收入過萬億、一般預算收入過4000億。

　　通過江蘇省的案例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個稅通過工資徵收，遠未形成主動申報機制，偷漏稅者數量十分龐大。

　　在江蘇450億元的個稅收入中，54%為工薪所得，另外46%的份額中，股息紅利所得佔比最大。大部分人沒有申報自己的真實收入，月收入1萬以上的“自行申報個稅”人數約21萬人，月收入2-4萬的群體在7000人左右，月收入4萬-6萬的人群則不到2000人。這樣的數據讓人感覺不是江蘇的數據，而是青海的數據。而對三産216億元個稅收入的細拆中，位次分別為“居民經營和其他服務”、“金融”、“批發零售”、“租賃和商務服務”，合計佔比超過60%，其中金融業貢獻個稅38億元，房地産從業者只繳納了24億元個稅，佔比5.3%。我們可以相信，如果仔細追查，金融業者與房地産業者將成為避稅大戶。

　　非公開財政體制與富翁的避稅，是阻礙公民個稅意識形成的巨大絆腳石。當政府部門屢屢傳出天價餐會時，當稅務部門的建築總是成為地方上最醒目的小白宮，當自己從小的玩伴從事房地産發財卻按照3000元的月薪納稅時，沒有哪個納稅者會甘心情願合盤托出自己的收入。中國的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大到建立公平的稅收體系，小到個稅、燃油稅改革，都與公開、透明的財政體制息息相關，與嚴厲的懲罰機制息息相關。

　　政府與納稅人雙方均不誠信，政府的不誠信體現在遲遲不公佈三公消費，對於部門的消費諱莫如深，並且時常以一些可笑的數據失信於民；而納稅人的不誠信體現在偷稅、避稅、企業主給自己開極低的工資，將一切消費納入經營成本。要打開這個死結，佔據權力主動者必須首先自改革，當各個部門的一草一紙的費用全部展現在納稅人面前時，不必任何公關，政府的信用自然建立。而此時對偷稅、避稅者的懲罰將得到大多數人發自內心的擁護。

　　如何改革個稅，是一場利益的博弈，納稅者希望稅費越低越好，而多數靠稅收生存的公務員則認為越高越好。此時，回到市場轉型、普遍不誠信的現實，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樞機。

　　我國徵稅成本高而徵稅效率低，因此，複雜的稅率除了增加成本之外，並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我國的個稅以工薪收入階層為主要徵稅對象，而對於資本利得稅層層減免，加劇了貧富差距。

　　目前工資、薪金所得適用5%～45%的九級超額累進稅率，即便減為七級也過於繁雜，降低層級按照不同的收入水準到三級左右，已經足夠。與此同時，為了減少工薪階層的負擔，徵收由房産與股權投資的資本利得稅隸屬當務之急。目前稅務部門“暫免”許多資本利得稅項，僅房産個稅從1999年12月2日以來就反復了七次，一會兒鼓勵投資、一會兒抑制投資，搞得市場無所適從。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管理成本高，管理效率低，誠信體系差，而又不得不向法治與市場轉型，徵求民意之後建立簡單高效的執行體制，嚴格執行、嚴格處罰，是提高改革效率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