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論”困擾中國經濟

　　一直以來，廉價勞動力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崛起“最大的比較優勢”，而今天這一優勢似乎即將失去。

　　“用工荒”每年都在上演。農村的富餘勞動力寧可留在家鄉尋找機會，也不願跑到沿海企業爭取十幾年不變的工資了。這一狀況加劇了人們的擔憂。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蔡昉成為記者們追逐的目標。這位社科院的人口專家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的説法，稱中國正面臨一個勞動力從過剩到短缺的轉捩點——“劉易斯拐點”。

　　他説，中國一般的勞動年齡人口（16歲至64歲）數量在2010年至2015年將處於峰值，隨後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將不斷下降。這可能意味著，中國經濟享受人口紅利的時代過去了，“用工荒”將是“十二五”時期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

　　“拐點論”引發了研究者、官方甚至坊間的熱烈爭論。這個略帶學術味道的判斷還沒有達成共識。3月20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表示，中國“十二五”期間就業市場總體看仍是“供大於求”。

　　據預測，我國“十二五”期間每年城鎮需要安排的勞動力大約在2500萬人，而目前每年城鎮能夠安排的勞動力就業大約1200萬人，仍有1000多萬人的就業缺口。

　　尹蔚民説，由於我國現在尚有一億農民需轉移就業，所以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國的人口紅利期還不會過去。

　　看到“劉易斯拐點”也要看到“中國拐點”

　　“拐點論”的支持者正在更多關注愈演愈烈的“用工荒”現象。

　　今年以來，廣東、安徽、山東等地用工缺口的消息不斷出現，甚至已從往年的東南沿海擴散到中西部地區。據不完全統計，2011年春節後中國整體用工缺口在10%到20%。

　　各地為了“留住人”，採取了各種辦法。安徽省合肥市為給外來務工人員吃下“定心丸”，承諾將在出行、就醫、工資、住房等方面，全面對外來人員開“綠燈”。號稱“中國打工第一縣”的重慶市開縣，建設了“中國西部返鄉創業園”，希望把往年“向外跑”的本地勞工“引回來”。

　　蔡昉認為，現在的勞動力短缺狀態以及未來可能加劇的趨勢，都説明“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不過，一些持懷疑態度的研究者則認為，這並不能完全解釋當下中國勞動力的供需矛盾。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劉煜輝稱，“劉易斯拐點”針對的實際情況，一是指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已實現了充分就業；二是指現代工業及服務業與傳統農業部門之間勞動生産率差距減小，城鄉之間差距縮小，進城打工逐漸失去吸引力，使得城市必須提高工資薪酬來吸引勞動力。

　　可是在我國，進城務工群體就業並不充分。在東部地區“用工荒”持續數年並愈演愈烈之際，一大批農民工不到40歲就返鄉了。一個受過多年職業技術培訓的熟練農民工返鄉，可能是數個非熟練的青年農民工所補不上的，這時用工緊張（特別是熟練技工）就不足為奇了。

　　劉煜輝認為，中國“用工荒”中年齡結構性問題突出，短缺的是青壯年勞動力。同時，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還很明顯。城市還不能提供必要的公共産品，農民工在住房、大宗耐用消費品、教育、醫療等方面需求，都不能在城市得到滿足，而只能是“候鳥性流動”。“18歲離鄉投身城市的産業工人，20年後卻依然不能在城市落戶”。

　　這些具體條件的不同，使得“劉易斯拐點”在中國似乎解釋力不足。

　　“三農”問題專家、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李昌平認為，從歐美日發達國家及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經驗觀察，全球産業梯度轉移的規律是，一般製造業100元GDP轉化為國民收入約70元，在工業化中後期基本可完成城市化，即85%以上的農民轉化為市民，社保、醫療、教育、生態等現代化水平都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這時，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成為普遍現象，“劉易斯拐點”就是對這種發展經驗的總結。

　　可是，當人口總量佔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加入這個轉移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一般製造業100元GDP轉化為國民收入只有35～40元了。我國“出口導向”工業化搞了近30年，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後期，但有戶籍的農民數量還有9.4億，比30年前還多出兩億多，社保、教育、醫療、生態等各種社會綜合指標，則遠遠落後於發達工業化國家。

　　2010年“富士康事件”的發生，許多研究者對進城務工的大批青年工人生存狀況産生了擔憂。有分析稱，“中國製造”位於全球産業分工的低端，所能提供的工資和薪酬相當低廉，即便是配備了豪華游泳池如富士康這樣的高端製造企業，在給勞工提供更好一些的福利水平和更人性化的工作環境問題上，也力有不足。

　　李昌平表示，“劉易斯拐點”是描述先發工業化國家經驗的，而中國的特殊情況是，城市化速度大大落後於工業化，農民轉化為市民的速度大大延後，進而導致內需不振，産業升級缺乏內在動力。

　　他認為，在全球一般製造業梯度轉移過程中，中國的加入改變了既定的規律：以前全球一般製造業的格局是“少數人為多數人搞製造”，但在中國加入之後，全球一般製造業出現了“中國拐點”——轉變為“多數人為少數人搞製造”。只有對這個“中國拐點”加以具體研究，對現實才更有説服力。

　　“用工荒”只是“春節荒”？

　　2011年春節，華中科技大學教授賀雪峰在廣州番禺調研“用工荒”。他發現，當地招工條件大多比較苛刻，如年輕（18～30歲）、身體健康、能吃苦願加班等，超過40歲的農民要想在本地獲得務工機會是件很困難的事。

　　本地農民在工廠務工，月收入大多在1500元，收入甚至不如外來農民工。外來農民工更能吃苦，更願從事臟、累、苦、險等重活兒。而且外地人普遍加班，一個月2000元收入，這略微多一點的收入，是以每月休息2天，每天工作10～12個小時換來的。

　　賀雪峰的結論是，沿海工廠既不增加農民工的工資和待遇，又不降低招工的標準與要求，這才是“用工荒”的核心問題。這與“劉易斯拐點”所描述工業化與城市化同步發展後，城市充分就業，導致勞動力缺乏以致工資預期上漲的情況完全不同。

　　據深圳市的有關調查，八成以上的勞動崗位要求年齡在35歲以下。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課題組的研究也表明，如今農民工平均年齡在28歲左右。

　　金融危機後廣東省加快了産業轉型和産業結構升級步伐，企業對於人力資源的需求發生改變，擁有技術專長的勞動力如高級技工、熟練工被熱捧，因而出現了“招工難”問題。廣東省總工會則表示，當地的“結構性用工短缺”較為突出：大企業不缺，中小企業缺；普工不缺，高級技工缺；長期穩定的工不缺，季節性的工缺。

　　賀雪峰常年在基層搞鄉村建設，這位總是“站在農民立場研究問題”的學者認為，表面看民工“年年荒”，其實只是春節才“荒”。農民打工的工資並不隨工齡增加而增長，甚至會隨年齡增長下降——這時候回家過個節，再想一想，是否換個地方碰碰運氣。當農民工還在家鄉考慮要去哪務工時，工廠卻迫不急待要開工生産，“用工荒”叫得山響，好像到處都缺工。實際上，隨著節後農民工大量外出，“用工荒”的企業很快就招到人手，很快就“又將農民工當作機器對待了”。

　　他認為，仔細觀察中國“用工荒”的由來，起點恰是2003年。當時取消農業稅，農民負擔減輕了，糧價提高，種田有利可圖了，新農村建設改善了農村的生産生活基礎設施條件，農民生産生活的條件改善了。在家務農，農業收入加上兼業收入，賺不了大錢，開支卻少，年年有結余。這樣幾年下來，沿海的“血汗工廠”不提高工資，不改善條件，農民就有了不外出務工的選擇和考慮。

　　2010年農産品價格上漲，一方面使進城務工生活成本增加，一方面使務農收益增加，這兩個增加，就使農民工期待更高工資和更好務工條件。2010年農村村民收入首次超過城市居民，這就讓“用工荒”現象格外明顯。

　　“拐點論”要能推動“中國創造”

　　據統計，中國城市化率2010年為47%，相對於發達國家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劉煜輝分析稱，中國現在的城市人口中，有2.42億人是沒有城市戶籍的農民工，未來15~20年，這些城市“候鳥”落戶為城市居民，再從農村帶出兩個人（妻子及子女），就有4億~5億要進入城市，這樣中國的城市化率能上升到65%。這樣看來，中國距離“劉易斯拐點”還很遠，農業人口向工業和服務業的轉移還遠沒有結束。

　　李昌平強調，全球産業轉移鏈條上出現了“中國拐點”，説明中國經濟以前的成功經驗，在今天正逐漸變成束縛條件。“勞動力比較優勢”和“出口導向工業化”，造成了一種“別人消費、我們生産”的不平衡局面，“中國製造”如今越來越多的是滿足發達國家的需求，卻無法換來足夠的利潤和資源，讓本國農民實現城市化和産業升級。

　　他認為，以“劉易斯拐點”解釋中國實際有局限性。中國的“用工荒”源於城市化不足，城市化不足源於“中國製造”國際地位太低、利潤微薄，沒有定價權。因此，中國經濟未來的關鍵，是主動追求“定價權收益最大化”。

　　即便從不同的視角觀察，圍繞“拐點論”交鋒的雙方，對於中國經濟如何應對“拐點”挑戰卻是殊途同歸的。某種程度上，應該説，我們遇到了有中國特色的“劉易斯拐點”。

　　蔡昉認為，“勞動力短缺”和工資壓力會逼迫企業和地方大力推進産業升級，進而讓中國經濟儘快推進“結構轉型”，向高附加值和節能環保領域進軍。

　　劉煜輝建議，中國可以通過制度安排來獲得人口紅利延伸，即從“數量型”人口紅利轉向“質量型”人口紅利的釋放。

　　這些政策包括：堅決抑制資産泡沫，降低城市經濟成本，激發企業家創業精神和就業的增長；逐步推進城市戶籍制度基本放開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重點解決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和建立農民工基本社會保障制度，使他們有可能實現“市民化”；改善勞動力市場的功能，消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提高教育水平，加強勞動力培訓，把中國的勞動力數量優勢轉變為人力資源優勢等。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總裁董明珠曾表示，沿海企業要想“用工不荒”，就要“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呵護農民工”。早在上世紀90年代，該企業就開始為廣大員工購買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保險，並提供免費就餐、班車、住房補貼、高溫補助等各種福利，員工人均年收入更是和企業經營業績同步增長，目前一線工人的年薪已經達到4.6萬～4.8萬元。

　　分析人士稱，格力電器從沿海眾多加工型企業中靠自主技術創新而崛起，是典型的“中國創造”企業，他們之所以不愁“用工荒”，根本在於企業“有這個實力”。

　　賀雪峰的觀點似乎“保守”些。他認為，總體上看，在“中國製造”仍未成功變身“中國創造”前，中國的産業結構無法承擔起工人高工資和社會保障。只有“中國創造”才能在國際市場上擁有高利潤、高市場份額和高定價，才能反過來支付比較高的勞動報酬和可以繳納比較高的稅收，推動全社會第三産業的發展，進而提高城鎮化比率。

　　但是，他認為“中國創造”要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高科技的戰略産業，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中國社會必須有“足夠的耐心”。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是否出現了“劉易斷拐點”，及“人口紅利”是否已經吃完，並非問題的關鍵。“關鍵是要抓住兩點：一是如何繼續保持‘中國製造’的優勢；二是如何將‘中國製造’所獲資源用於發展‘中國創造’。”

　　他説，這都意味著中國不應該將經濟發展的重心，置於消費性的第三産業的發展上，更不能置於投機性的房市和股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