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爭奪戰硝煙四起 天價藍領將企業逼往境外

　　記者 金小明、叢峰、陳健、侯大偉、江毅、曹妍 成都報道

　　41歲的四川仁壽縣農民工黃彬穿著黑色皮夾克，面容整潔。憑著一手木工活兒，他目前在當地建築工地打零工，平均每月能掙五六千元。黃彬説：“我對自己的收入挺滿意，打算將來就在本地打工，不出去了。”

　　西部農民工在本地就業，這是很多東部企業不願意聽到的消息。近來，面對新一輪“用工荒”，各地民工“爭奪戰”硝煙四起。《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西部勞務輸出大省四川各地採訪，探尋民工“爭奪戰”帶來的新問題。

　　勞動力市場正面臨失序考驗

　　一家鞋廠的老闆宋超告訴記者，縣內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相互之間已經開始“挖墻腳”了，挖的對象就是普通農民工。

　　黃彬不願外出務工的另一個原因，是基於養老的考慮。他説：“我在仁壽縣買了新農保，等60歲以後，每月都有養老錢拿。要是我出去打工，就沒辦法繼續買新農保了。我不會去外地打工。”這在當地用人企業和勞動部門聽來是個好消息。

　　就在幾年前，仁壽縣勞動部門還在為幫助農民工尋找崗位而發愁，如今，卻是企業主動找上門來要求招人。今年春節後，四川省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幫助招商引資企業招工，紛紛聘請仲介在成都火車站對出川農民工進行截留。據他們介紹，一些大型企業在招商引資時，就將“政府幫助招工”作為投資建廠的一個前置條件。

　　面對西部省市開展的“截流”行動，東部一些傳統的勞務輸入地也在當地政府部門的組織下開展了“爭奪戰”，有的東部城市組織數百輛長途汽車，到中西部勞務大省“接回”農民工。

　　一些主管部門和專家擔心，由於對“招工難”的預期增大，“農民工爭奪戰”日趨激烈，而本應由市場機制正常調節、配置的勞動力市場正在“招工難”的壓力下逐步失序。

　　金堂縣是四川省有名的勞務輸出大縣，當地有大批外出務工人員長年在東莞打工。《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金堂縣採訪了解到，為了緩解當地用工壓力，今年春節前，當地相關部門組成代表團趕赴廣東東莞，對這個縣外出勞務人員進行慰問，並在當地媒體上刊載廣告，宣傳該縣産業發展狀況，號召本縣農民工返鄉務工。

　　“爭奪戰”不僅表現在東西部之間，還表現在企業之間，勞動力市場正面臨失序考驗。在金堂縣採訪時，一家鞋廠的老闆宋超告訴記者，縣內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相互之間已經開始“挖墻腳”了，挖的對象就是普通農民工。作為金堂縣的政協委員和鞋業協會會長，他準備請縣長出來調停。

　　長期關注農民工問題的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郭曉鳴提醒説，勞動力市場説到底還是一個市場經濟，應該由市場來配置資源，通過“招工難”、“民工荒”這樣的市場信號，有利於産業的重新佈局和升級換代，地方政府應該積極凈化市場環境、規範市場行為，而不應大驚小怪，甚至越俎代庖。

　　“廉價勞動力時代已經成為過去”

　　“去年有了小孩，我們就決定回四川，畢竟這裡才是我們的根，我們不想讓小孩將來既不是四川人，又不是廣東人。”

　　目前，西部地區工資水平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日益縮小，這已經成為影響西部勞務輸出地區農民工流向的重要因素。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的四川籍農民工中，大多數人對今年的工資期望值在2000元左右，比往年提高了300元以上。

　　眉山市仁壽縣是四川省人口大縣和勞務輸出大縣，據勞動部門了解，目前，仁壽縣的回鄉過年農民工中，有1萬多名農民工今年不願意再到東部地區打工。仁壽縣勞動局就業中心主任劉剛説：“工資是一個問題，這幾年東莞的工資還比不上成都的工資，總體要低三五百塊錢。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時代已經成為過去。”

　　除工資之外，“家庭”和“歸屬感”這些過去在農民工身上往往被忽視的因素，正越來越多地成為農民工選擇就業、乃至選擇生活方式的決定因素。記者在採訪中，不止一次地聽到農民工為了更好地照顧孩子和老人，甚至願意放棄過去在外務工積累下的資歷和高薪酬，轉而留在本地就業。從這個意義上説，農民工正由“經濟人”回歸其“社會人”的本來面目。

　　在仁壽縣滿井鎮金塘村，《經濟參考報》記者見到了在深圳打工12年的村民黃華。他告訴記者：“雖然在深圳一個月能賺4000多塊錢，但是不能在年老的父母親跟前盡孝，心頭覺得很愧疚。長期不在家，老家房子也垮了。這次回來先把房子蓋起來，好好照顧父母，哪怕工資少一些也沒關係。”

　　楊龍婭兩口子是四川簡陽人，他們一再向記者強調“歸屬感”：“在東莞、深圳的電子廠打了這麼多年工，也習慣了廣東那邊的生活，但是我們始終覺得自己成不了當地人，心是飄著的。去年有了小孩，我們就決定回四川，畢竟這裡才是我們的根，我們不想讓小孩將來既不是四川人，又不是廣東人。”

　　“要為今後的發展打下基礎”

　　超過80%的受訪者突出了“家庭、健康和快樂”對自身幸福感受的影響，多數人不再認同和接受父輩們“低收入、高強度和較差工作環境”的生活。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經歷了30年發展的農村勞動力轉移輸出，目前新生代農民工佔據了務工人員總數的半壁江山。數據顯示，2010年四川省2246萬務工人員中，新生代佔到一半以上。

　　新生代農民工在勞動權益保障等方面有著更為明確的要求。23歲的四川宜賓小夥子林濤向記者坦言從沿海回四川之後的不適應：“這裡雖然工作崗位多了，但與東部相比，西部地區很多企業用工都不規範，該給工人買的保險不買，有的老闆還要扣押工人的身份證。”

　　與他們的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價值、生活質量要求更具有現代性。22歲的眉山市萬勝鎮農民工梁義德告訴記者：“我參加了光纖安裝培訓後現在在省內一個月都可以拿到1800塊錢。對我來説吃飽飯不成問題，家裏也沒什麼負擔，但工作一定要能為今後的發展打下基礎。”

　　在四川省社科院組織的對2500多名1980年之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問卷調查中，超過80%的受訪者突出了“家庭、健康和快樂”對自身幸福感受的影響，多數人不再認同和接受父輩們“低收入、高強度和較差工作環境”的生活。

　　“我的標準是每月至少2000元。有些招聘企業開出的工價很高，但是一天要幹10個小時以上的活，週末還要加班。這些企業招不到工，我一點都不覺得奇怪。”林濤説。

　　不具備職業技能反成企業爭搶對象

　　仁壽縣滿井鎮鎮長賀志輝説：“現在很多東部沿海的企業來我們這招工，要求的都是年齡在35歲以下的普工。有技術的他們不要，因為從事的都是簡單勞動。”

　　過去，缺乏職業技能的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上往往難以就業。然而記者發現，目前這一輪“用工荒”的一個突出特點在於，低附加值的普通工種普遍存在“招工難”，不具備職業技能的農民工反而成為企業爭搶的對象。

　　業內人士指出，儘管産業轉移是大勢所趨，但是目前，東部沿海企業低端勞動密集型産業模式仍在延續，而西部地區隨著承接沿海産業轉移、新一輪西部大開發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帶來大量低端用工需求。這就造成了東、西部地區同時出現對普工的“爭奪”，並且這種爭奪將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成為常態。

　　新增勞動力減少，是普工短缺的一個原因。四川省勞務開發暨農民工工作辦公室副主任曹慶告訴記者：“四川農村勞動力目前有3800萬人，2010年轉移輸出2246萬，勞務輸出水平已屬於高位運行。農村存量勞動力中，能夠轉移和輸出的‘挖潛’空間已經很少了。而近年來，四川每年新增農村勞動力僅為50萬至60萬之間，雖然勞動力供給總體呈增長之勢，但增幅下降已經是很明顯的了。”

　　對於普工短缺的現狀，用工企業紛紛提高了薪酬水平。位於成都市三環路邊上的錦江人力資源市場，素來是四川省農民工就業的“風向標”。根據這個市場的統計，從2010年下半年到現在，由於用工缺口的持續存在，服務員、保安、保潔、普工等低技術、低知識要求的工種，其工資水平普遍有200元至300元的漲幅。

　　成都市金堂縣是四川承接東部産業轉移比較集中的一個縣，當地方興未艾的製鞋、服裝等産業，正在吸納越來越多的本地農民工就地就業。金堂縣就業局局長梁元惠告訴記者：“縣裏2010年的就業崗位比2009年增加了5000個以上，相應的外出務工人數，正以每年2000人至4000人的速度遞減。今年金堂也出現了普工缺乏的現象。”

　　“東西部地區同時爭奪低端勞動力，表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産業升級遠沒有完成。”郭曉鳴説，在正常年份裏，企業的生産工人相對穩定，而金融危機發生後，沿海和內地相關企業先後出現“大面積裁員”；經濟情況回升後，又出現了“大面積招工”。並且這種大面積裁員和招工具有突發性和規模性的特點，由於大量崗位與眾多求職者之間的匹配需要一定時間，這對勞動密集型産業形成巨大的衝擊和考驗。

　　錦江人力資源市場主任黃潔説，這次“招工難”所凸顯出來對勞動力、尤其是普通勞動力的旺盛需求是否可靠和穩固還需要進一步觀察，“因為這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受國際經濟形勢影響極大，一旦外部經濟形式變化，這種需求就會急劇萎縮。不要忘了就在前兩年我們還在擔憂如何應對‘農民工返鄉潮’。”

　　“天價藍領”正把企業逼往境外

　　記者 何豐倫 南寧報道

　　從數萬元月薪的紅木傢具技術工人，到4000元/月的高級月嫂，從8000元“旱澇保收”的銷售代表，到數萬元的音響調教師……春節過後，遭遇“用工荒”的不少地方，頻頻出現“天價藍領”的招聘廣告。《經濟參考報》記者深入採訪時，不少專家學者認為：“天價藍領”的出現，凸顯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勞動力價值日益凸顯，但要真正滿足企業的需求，實現雙重意義上的“互利共贏”，還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最早在招聘啟事中打出“天價藍領”旗號的是福建連天紅傢具公司，在這家公司的網站上，記者看到這樣的招聘啟事：打胚普工540元/天，五片鋸普工540元/天，銑床、臺鏤普工480元/天，選料、斷料、斷板普工430元/天，維修、補材普工320元/天……

　　總工程師張耀真告訴記者，按照這一計算方法，五片鋸普工按照每月工作30天機算，月薪可達16000元，銑床、臺鏤普通的月薪也超過14000元。他説：“這還是普通工人的收入，如果一個熟練工人，按照工作業績來計算，最高的月收入可達兩三萬元。”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紅木傢具“天價藍領”並不足為奇，焊工、機械製造、銷售代表、調音師等諸多行業，也紛紛打出高薪聘人的廣告。與此同時，南寧、柳州一些月嫂的價格也紛紛上揚。《經濟參考報》記者通過QQ、msn等方式，對正在聘請月嫂和計劃聘請月嫂的家庭進行調查時發現，春節期間，這些地方的月嫂價格已相繼比原來上漲了300-800元。

　　常年研究珠三角勞動力問題的專家、浙江大學博士楊天保認為：勞動力價格上揚無疑是整個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産業結構升級換代的必然趨勢。他同時指出：“‘天價藍領’並不意味著徹底進入了‘賣方市場’，因為企業一方的‘天價’對應的肯定是勞動力一方的‘高技術水準’，如果沒有‘高水準’，也無法拿到足夠的報酬。”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廣東、福建、浙江的一些傳統加工企業為了避免繼續出現“用工荒”的情況，開始著眼于建設“境外基地”的方式，培養自己的勞動力後備人才。但與此相伴而來的，則是相關産業“空心化陷阱”將逐漸浮出水面。

　　廣西玉林一家長期從事牛仔褲加工的企業業主覃國安告訴記者，2009年開始，企業已經在越南境內投資辦廠，短短兩年時間，僅勞動力開支就降低了不小的費用。他説：“國內的勞動力價格一直在上漲，我和幾個股東一商量，人民幣升值我們在越南辦廠，還能用人民幣直接結算，月薪才幾百元，比國內的月薪動不動上千元，便宜了一半。”

　　連天紅傢具公司也正在醞釀打造“東南亞基地”。徐小晴説：“我們準備在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建設初步的加工生産基地，這樣能節省不少費用。但最大問題在於，當地勞動力需要相當長時間培訓。”

　　廣西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學者陳雄章認為：“如果勞動密集型産業向周邊國家轉移，可能會造成尚未富裕起來的我國中西部省區遭遇産業‘空心化陷阱’，這樣反而有可能持續拉大我國東西部省區的經濟差距。中西部省區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通過切實有效的辦法，將更多更高層次的勞動力培養出來，並通過政府的協調，實現勞方和資方在薪酬待遇、工人權益、企業發展前景等諸多領域的‘共識’。”

　　勞務輸出大省：“招工難”難在哪？

　　記者 葛如江 姜剛 合肥報道

　　勞動力資源大省缺工總數達25萬人

　　安徽省是中部勞動力資源大省，全省6700萬人口中，長年外出務工人員約1300萬人。近年來，在國家宏觀經濟回升向好和承接東部産業轉移的拉動下，安徽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企業用工大量激增，這個傳統勞務輸出大省也開始遭遇“招工難”。

　　在日前于合肥舉辦的“2011安徽暨華東地區大型人才招聘會”上，《經濟參考報》記者在現場看到，與以往大型招聘會現場人頭攢動相比，此次招聘會現場略顯冷清，很多招聘臺幾乎無人問津。記者了解到，本次招聘會有700多家省內外企業參加，提供崗位3萬餘個。為了招攬人才，不少企業還集體漲薪。

　　“春節以來，我幾乎天天參加招聘會，比應聘者跑得還勤。”安徽綠寶不銹鋼設備製造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部長張玉之説，我們公司現需50名工人，為了招到人，企業已經將試用期縮短至一個月，一線操作工人月薪已經提到了1600元，即便如此，也沒能招夠所需的人。

　　安徽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統計顯示，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過50人的企業達2300余戶，缺工總數達到25萬人。今年春節後，全省企業還計劃招工25萬餘人。

　　用工激增 新生勞動力增量卻減少

　　記者了解到，此次安徽出現的“招工難”呈現出結構性和行業性兩個特徵：一是普工，即無技術要求的工人或一線操作工難招，缺工企業招用普工人數佔缺工總數的64%；二是缺工主要集中在服裝(玩具)加工、機械加工、電子加工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缺工人數佔比達72%。

　　以往大家印象中的勞動力輸出大省，為何會遭遇“招工難”？安徽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就業促進處處長劉曉燕認為，産業轉移帶來的用工需求激增和新生勞動力增量減少是主要原因。

　　根據安徽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此前的調查顯示，目前，全省缺工集中在皖江城市帶。“今年僅皖江城市帶的32個重大産業轉移項目(企業)建成生産，需要招用3萬餘人。”劉曉燕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今後，隨著企業擴大再生産、勞動者創業及返鄉創業，這些都將帶動用工需求激增，用工缺口還將不斷增加。

　　而與用工需求增加相對應的，卻是城鄉新成長勞動力供給呈下降趨勢。據安徽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統計，安徽省2008年新增108.9萬人，比2005年減少28萬人。預計“十二五”期間，安徽城鄉新成長勞動力仍呈震蕩下行趨勢。

　　新生代農民工需求的多元化，也加劇了企業“招工難”。在合肥一家電器企業做質檢員的王強，月工資達到2500元。22歲的他説，由於每天工作12個小時，工作壓力很大，幾乎沒有什麼業餘活動。“與其他企業的員工相比，我的工資還有優勢。但是，這麼長的工作時間，誰能受得了？我也想換份工作了。”

　　如今，新生代勞動力已成為用工主體，在人力資源市場“80後”、“90後”的新生代農民工佔60%以上，他們對就業環境、收入待遇及自身價值實現的要求更加多元化。部分缺工企業工作環境差，用工不規範，許多新生代農民工不願到這類企業，導致勞動力供需緊張。

　　此外，由於網絡化建設相對滯後，公共就業信息傳遞渠道單一，很多都不能及時傳達到基層農民工手中。同時，安徽勞動力人口多數來源於農村，其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且多數沒有接受過職業培訓，不能適應企業需要，造成勞動技能與崗位需求不相適應的矛盾。

　　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原副會長程必定分析認為，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快速推進，中國僅用了50年時間就走過了西方國家100年的發展歷程，由此帶來了産業技術進步和升級轉型，先進生産力得以發展，新産品不斷涌現，企業為實現批量生産，需要大批勞動力。而勞動者的技術形成、心理素質提升需要一個適應過程，這是企業“招工難”的深層次原因。

　　“招工難”或將長期存在

　　全國青聯委員、安徽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江永紅説，我國産業是呈梯度轉移的，東部沿海地區産業向中西部轉移是大勢所趨。在承接産業轉移過程中，安徽面臨著用工需求的日益增多。同時，隨著城鎮化步伐的加快，安徽縣域經濟得以快速騰飛，也將帶來大量勞動力需求，而新增城鄉新成長勞動力是呈下降趨勢的，因此，長期性缺工或將不可避免。

　　據介紹，隨著勞動力老齡化趨勢的日趨明顯，産業結構形成用工年齡需求與勞動者年齡結構矛盾將越來越突出。據安徽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統計，1990年，安徽勞動力平均年齡為24歲，而2009年，平均年齡則升至37歲。勞動力老齡化趨勢十分明顯。

　　劉曉燕説，從目前經濟和社會發展形勢來看，“招工難”可能不是短期現象，或將成為長期趨勢。不過，她同時指出，目前缺工仍是結構性的，而且出現的“招工難”只是局部的。在“招工難”的同時，仍然存在一些城鎮大齡失業人員和城鎮化帶來的大齡轉移人員難就業，“招工難”“就業難”並存的現象將長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