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王永慶多活2年

    台塑掌門人王永慶如果多活兩年，或許會對日前的消息開懷——中國大陸醫療市場終於向“社會資本”打開。

    在新醫改實施一年半後，五部門聯合簽署的《關於進一步鼓勵和引導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正式公佈。這份約4700字的文件，首次袒露了中國“放開”醫療市場的決心。從準入範圍、平等的執業環境、監管環節三方面，試圖為社會資本進入醫療市場謀定規範化的制度安排。

    27年前，王永慶舉辦的台灣長庚醫院衝破了公立醫院壟斷藩籬，以效率競爭獲得了市場空間，並改變了台灣醫療體系生態，讓台灣的醫療衛生公、民格局從8：2倒轉過來變成2：8。而其在大陸佈局醫療體系的夢想一波三折，拉鋸8年後才在廈門遠郊落地。

    或許他的夢想應該再等2年。相比其他醫改政策，這份改革文本出現了少有的邏輯連貫性與政策完備性。即明確了社會資本舉辦醫療機構的範圍，甚至包括外資獨資舉辦醫院、社會資本參與公立醫院改制；明晰了要破除公立和非公立在土地、稅收、人才職稱評定、納入醫保等多方面的不公平；並把非公醫院納入政府對醫院的質量考評和監管軌道。

    這份文件能為非公資本進入醫療市場鋪平道路？還有幾個問題仍存懸疑。

    《意見》中有一句話標明了社會資本進入醫療市場的前置條件，即“非公立醫療機構的設置應符合本地區區域衛生規劃和區域醫療機構設置規劃”。

    從衛生經濟學來看，區域衛生規劃是一個重要的衛生體系安排，即是在一個特定的區域範圍內，根據經濟發展、人口結構、衛生與疾病狀況、不同人群需求等多方面因素來合理配置佈局衛生資源。簡單地説，就是一個區域內的醫院數量和種類是“受控制”的，醫院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

    按“衛生口”的研究數據顯示，與經合組織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每千人口的藥劑師人數處於領先水平，每千人口的執業醫生人數不相上下。按照經合組織成員國醫生平均工作效率計算，目前中國醫生有57%的富餘；即使與自身歷史效率相比，中國現有衛生人力資源富餘也在10%-32%。

    還有這樣的數據，即目前中國的醫院床位資源大約閒置或富餘10%；與衛生費用控制較好的英國以及自身歷史上達到的利用率相比，目前中國醫院的床位富餘在20%左右，城鄉衛生院的床位富餘在17%-27%之間。

    種種專業數據都顯示了一點，中國的衛生供給是“富裕的”。因此，根據區域衛生規劃原則可以推導出，衛生資源及醫院配置從數量上看已經足夠，不需要新增加。而在地方衛生部門申辦醫院的審批中，這一因素常常被用作不被批復的理由。

    在《意見》中，我們看到“調整和新增醫療衛生資源優先考慮社會資本”的説法。這也就意味著，只有在“調整”和“新增”的時候，社會資本才有進入的空間，但如果依上述邏輯，在衛生資源富裕的情況下，新添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

    除理論層面外，社會資本進入醫療市場處處碰壁還有更為隱蔽的理由。即中國現有的醫院90%屬於“公立”，如果讓社會資本舉辦醫院，勢必會對其産生競爭。而作為這些公立醫院的“家長”，即各級衛生或其他主管部門勢必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淘汰出局。

    這或許是廈門長庚醫院最終落戶遠郊的原因之一。

    醫院的核心價值是醫務人員，如果民資醫院在人才職稱評定、學術認可上得不到公平待遇，一切鼓勵都屬於妄談。儘管《意見》在“執業環境”中對此有了詳細的“表態”，但在歷史形成的技術話語權壟斷的閉合體系中，突圍可不簡單。

    目前醫療學術評定、職稱評定的專家，大多數來自各類公辦醫院，要麼是科室主任，要麼是醫院院長。這形成一種“體制內”的認同感，對民資醫院的醫生及學術進展難免心生嫌隙。而這已被從公立醫院跳槽到民辦醫院的科室主任們屢屢證明：國字頭的學術會議不再受邀請，成為“圈外人”——後來，他們又跳回到公辦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