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報：大衰退陰影下的美國走向

　　美國已然是世界領袖。當做慣了世界領袖後，一個顯著的慣性就是，不能也不會像非領袖一樣靈活地改變立場。這樣闡述，就更容易幫助讀者理解為什麼美國不會像法國和德國一樣，在出於意識形態和國內選舉考量作出對抗的姿態後，又能本著經濟利益和市場價值迅速壓抑意識形態而轉向合作與友好，也更容易理解他不會像已然衰落的“日不落帝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那樣，直接採取合作的姿態。商業利益和經濟價值為其所欲，但絕不能放棄意識形態而擁抱一個“異類文明”的國家。

　　上週末最奪人眼球的除廣州亞運會開幕式外，其他的多是國際大事。媒體熱議的新聞有以下幾則：

　　G20韓國首爾峰會11月12日閉幕，發佈的《首爾宣言》重申了合作的價值，比如就通貨與匯率，“重新核實了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對於匯率合作的原則”，峰會還達成了《首爾發展共識》。一個小插曲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回答中國記者提問如何看待“（量化寬鬆）是在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來為美國自身利益服務”時，他略顯尷尬。

　　11月13日－14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十八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日本橫濱舉行，是次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主題是“變革與行動”，主要討論區域經濟一體化、亞太經合組織未來發展及多哈回合談判等問題。其中，中日領導人的會晤很受關注。

　　美國《福布斯》雜誌評選出2010年度“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首次位居榜首，其後依次是美國總統奧巴馬、沙特國王阿卜杜拉和俄羅斯總理普京等，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也躋身其中，排名第11。雜誌編輯諾爾給出的評選標準是，“入選者都能讓世界聽從自己的意志”。

　　接連密集地在兩個亞洲國家召開如此重要的峰會，似乎並不多見。借用《福布斯》雜誌的表述，“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首腦齊聚亞洲，商討世界難題和亞太發展大局。亞洲一下子又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不論是巧合還是刻意，結合近兩年來的觀察，我們很容易得出的一個印象就是，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正在重返亞洲。如果這個判斷準確，那接下來的結論是，亞洲這個古老大洲的利益格局，也正在和必然會因這些變化而發生變化。對處在這個大洲中的各個政治實體或經濟實體而言，準確判斷並找出因應這些變化的策略，已屬當務之急。尤其是同出大國的中國和美國，準確判斷形勢並作出正確的對策更為重要。筆者根據自己不全面的觀察，試圖得出以下幾點判斷，供讀者參考。

　　1.美戰略重心再返亞洲

　　從2010年美國在亞洲的一連串動作來看，其正在奉行遏制戰略，或曰均衡戰略，通過遏制某個國家或支持某幾個國家，從而達到該地區力量均衡的目的

　　美國是在調整戰略重返亞洲嗎？當2009年11月14日奧巴馬在日本首次全面闡述其亞太政策並稱自己是美國歷史上首位“太平洋總統”時，相信沒有多少人相信他的這一説法。然而，一年後的今天，相信很多人已經不再懷疑奧巴馬當年闡述的正是其全新的亞太政策，不同於小布什的亞太政策。

　　對這一亞太政策作出詮釋的正是美國一系列的外交事實：一年內，美國總統奧巴馬兩次出訪亞洲（2009年11月13日起，其出訪日本、新加坡、中國和韓國，出席新加坡舉行的APEC領導人峰會；2010年11月5日起，他繞過中國訪問印度、印尼、韓國和日本4國，出席日本橫濱的新一屆APEC峰會），並且，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和國防部長蓋茨等要員也頻繁穿梭美國與亞太之間；同時，美國也開始高調介入亞太事務，比如韓國天安艦事件，美國派遣航母高調威嚇朝鮮，比如希拉裏積極涉足東盟事務（2009年7月22日，美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聲稱介入中國南海爭端解決議題，再比如9月釣魚島撞船事件後，美國一改過往的曖昧態度，聲稱《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適用於釣魚島；軍事上，美國結束在伊拉克的駐軍，把戰略重點放在同屬亞洲的阿富汗，或許還有伊朗，身後留下一個爆炸聲不斷的巴格達。

　　儘管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一再否認美國的舉動意味著美國亞洲戰略的改變，並認為“美國在亞洲的目標和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沒有衝突”，但是包括一些美國學者在內的很多人並不相信這一説辭。亞洲這塊舊大陸呈現新變化之時，更是美國亞洲政策調整之日。擁有鉅額美元儲備的中國和日本，還有潛力巨大的印度，都值得美國為之投入更多戰略資源。事實上，美國也正是這樣做的。從2010年美國在亞洲的一連串動作來看，其正在奉行遏制戰略，或曰均衡戰略，通過遏制某個國家或支持某幾個國家，從而達到該地區力量均衡的目的。美國的外交實踐告訴我們，美國不希望亞洲有個強大的國家，相互牽制的亞洲是美國最希望看到的，這也是美國今年來拉攏日韓、在領土問題上支持東盟和印度的主要原因。

　　美國通過挑起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矛盾進而圍堵中國，還有另外一個戰略上的考量：借圍堵迫使中國在經濟上讓步，為美國自身走出經濟困境創造更好的條件。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這波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都被拖入了經濟衰退的泥潭，各個國家都在設法尋求早日脫困之路。這其中，擁有鉅額美元儲備的中國，被美國認定是貿易失衡的罪魁禍首，美國採取美元貶值和施壓人民幣升值的雙重手段，而事實上人民幣也確實在美國的壓力下升值了——從匯改以來已累計升值超過20%。儘管如此，這一升值幅度並未達到美國政治家的期望範圍，為了讓中國在人民幣匯率以及金融市場開放等領域作出更大的讓步，美國選擇了圍堵和均衡的策略。

　　2.內部困擾的外化傾向

　　內部危機外化，或借助外部利益來彌合內部已經出現或可能出現的縫隙，是美國天然的路徑選擇，而這個選擇很容易把美國導向邏輯困境

　　儘管作出重返亞洲戰略決策的奧巴馬是個生於夏威夷長于印度尼西亞的非洲裔美國人，但他的外交政策仍是二戰後美國國家戰略的延續，二者有著很強的路徑依賴。二戰結束，奉行孤立政策的美國領導人得出的教訓是，正是其對國際事務的縱容導致一戰後希特勒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抬頭，從而給全球帶來新一輪的戰爭（美國人忘了19世紀末對華所採取的武力以及與其他大國合作的策略）。為此，美國更多地介入全球事務，並把其國家利益的重心推延至全球，尤其是蘇聯解體後，美國更是依仗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在全球攫取更多的利益。

　　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亞洲，體現的正是這一國家理念。作為一個在全球都有其戰略利益的超級大國，美國早已把外交事務置於內政之上，這從國務卿的工作職責即可看出。儘管美國賦予國務卿主管外交並兼管部分內政事務，但我們可以很輕鬆地發現，美國國務卿已經把主要精力放在外交上。可以説，美國的外交就是其內政，同時外交又在某種程度上靈敏地折射著內政的鹹甜冷暖。

　　觀察美國的歷史和現實可知，美國國家凝聚力的基礎來源於兩點：美國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和美國超越其他國家的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在內的國家綜合實力。這也是美國能更有效地聚攏全球資源的根本所在。“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美國享受著人才蜂擁帶來的溢出效應。而硬幣的另一面是，一旦這兩個基礎受到內部或外部的考驗或挑戰時，美國就必須想辦法來彌合挑戰帶來的缺口。這必然帶來的一個後果是，美國不能忍受漠視其價值觀而取得的成功，更不能忍受其綜合國力受到來自別國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