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G20如何應對“囚徒困境”

專題:直擊G20首爾峰會


    中國應在反對保護主義上發揮領導作用，推動發展議題進入G20議程

    近來紛繁複雜甚或相互牴牾的信息突顯出20國集團（G20）角色的尷尬。首爾峰會將於11月11日至12日舉行，其“預備會”韓國慶州財長會議曾令國際匯率戰暫時降溫，獲得國際輿論肯定。然而，11月3日，美聯儲宣佈，計劃進一步購買6000億美元國債，正式啟動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這必將迫使更多國家干預匯市。在後危機時代，G20將扮演怎樣的角色？令人關注，令人憂慮。

    首爾峰會是G20集團一年兩屆峰會機制的最後一次領導人聚首，從明年法國峰會起，將改為一年一次。根據東道主設定的議程，本屆峰會更多扮演承上啟下的角色，努力實現此前歷屆峰會設定的任務，包括確保全球經濟繼續復蘇，恢復財政的可持續性，保證強勁、可持續和平衡的全球增長，建立更強有力的國際金融監管體系，並對國際金融機構加以改革，等等。

    慶州會議召開之時，正值全球匯率戰一觸即發之際。多國官員相互指責，政府紛紛干預匯市，G20此前為走出經濟危機所作的種種努力有前功盡棄之虞。為此，組織方臨時調整日程，將匯率問題作為會議首日的惟一議題重點討論。世人皆知，如果匯率爭端得不到緩解，首爾峰會便不可能取得成果。

    在慶州會議上，各國就匯率問題達成了一定共識。據會議《公報》稱，各方決議“向能夠反映經濟基本面的且更多由市場進行決定的匯率體系發展，避免競爭性貨幣貶值”。《公報》還特別強調，“先進經濟體，包括那些擁有儲備貨幣的經濟體，將會警惕匯率中的過度波動以及無序變化。這些行為將幫助減少部分新興經濟體正面臨的資本流動波動過大的風險。我們將再次共同努力推動建立一個穩定和運行良好的國際貨幣系統”。 各國還承諾將經常項目失衡控制在可持續水平上，並同意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外部不平衡實施評估，尋找其根源。與會各方也就IMF在首爾峰會前完成份額改革達成一致意見。這些共識使劍拔弩張的“匯率戰”暫時降溫，有助於G20繼續充當“談判廳”而非“角鬥場”，從而使世人對首爾峰會充滿期待。

    關鍵在於如何使G20共識具有實際約束力。早在2009年4月，G20倫敦峰會領導人聲明中就曾承諾“自覺不從事競爭性貨幣貶值”，然而實效並不顯著。如今，美聯儲第二輪量化寬鬆又給國際協調前景蒙上了陰影。

    不可否認，隨著全球金融危機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二次探底”幾率降低，危機激發出的凝聚力有所減弱，國際合作和協調也漸失動力。各國陷入了一種特殊的“囚徒困境”：就自身而言，其政策是有理有據的，但就國際社會整體而言，卻可能是與鄰為壑的，博弈的結果可能是“共輸”的。誠然，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復蘇不同步，各國採取差異化的政策是必要的，但不應有損國際協調的總原則。換言之，“各人自掃門前雪”無可厚非，“不管他人瓦上霜”卻不足取。

    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上月對財新傳媒-《新世紀》週刊記者所説，“即使政策不同也必須要有協調，比如通過G20的相互政策審議途徑。協調不代表統一，不代表各個地區政策相同。協調意味著各自都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建立一個大家都能變得更好的體系。”（參見本刊2010年10月11日第40期封面文章“匯率戰無贏家”）

    于中國言，應為G20的發展演進獻計獻策，推動IMF改革和讓G20産生更大成效。

    中國剛剛發佈了“十二五”規劃建議，決心主動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創造世界級的國內市場。人民幣近來加息，匯率恢復升值進程。這些舉措既符合中國自身利益，也為主要經濟體之間加強政策協調避免“囚徒困境”樹立了榜樣，更為中國推動國際經濟合作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可貴的道義資本和先發地位。

    中國應敦促各國特別是美國認清流動性氾濫帶來的惡果，評估發達經濟體大規模量化寬鬆對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的影響。更重要的，作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國應在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上發揮領導作用，推進全球化深化，特別是要力爭G20首腦在推進WTO多哈回合談判上達成政治決心。這在過往並非G20首腦會議討論議題，但G20首腦會議創始亦不過兩年，正面臨機制從應急到永續轉換的角色變遷。中國推動全球發展議題更實質地納入議程，幫助塑造G20首腦會議在後危機時代的新角色，為其注入新活力，既是中國的使命，也是G20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