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會將不會改變世界的軌道

　　10月11日—12日，G20峰會在韓國首爾舉行，經濟失衡和匯率問題將是焦點問題。在此次領袖峰會之前的韓國慶州G20財長會議上，各國財長已經唇槍舌戰。比如美國財長蓋特納提出“設GDP4%為順差和逆差的基準線，各國努力控制這一指引性指標”，無疑這是“敲打”貿易順差國——中國和德國，中德都明確示以拒絕。相反，中國和德國都批評美聯儲的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QE2)，認為美國的舉動將加劇世界金融動蕩。

　　可以預見，在最核心的匯率和貿易問題上，G20峰會註定不會有任何結果，這是目前世界經濟利益博弈的“深水區”。就像慶州會議一樣，各國可以發表一些辭令性的説明，比如“贊同各國匯率走向完全市場決定”、“贊同減少全球貿易失衡的風險”等等。而在一些附從性的議程上面，比如IMF投票權轉移和全球金融監管框架（巴塞爾III之類）會取得進展。有趣的是，在後金融危機時代，IMF投票權改革也許是多次G20峰會最顯著的成果，核心議程都是乏善可陳，IMF投票權改革就是狂飆突進，也許G20峰會等同於IMF投票權改革峰會。

　　之所以在貿易失衡和匯率問題上倍感棘手，是因為此輪貿易全球化造成利益的結構主義使得失衡具備持續能力。中國10月份貿易順差飆升到271億美元的高度，呈現加速狀態。德國的貿易順差也是如此，9、10月份都達到了近140億歐元的水平。但是，其他國家懲罰中德的貿易順差是“不可行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和德國的貿易順差都在逆差國內部製造了“維護勢力”。德國的順差主要是在歐洲內部獲得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讓德國人充當了“救市主”，沒有德國人的幫助，歐洲無法穩定下來，那些債務國家的政治家也無法控制局勢。

　　中國的情況更是精妙。很多人都將中國和日本類比，似乎“日本道路”是中國唯一的歸宿。但實際上，中國和日本的差異之大，使得日本“廣場協議”式的教訓幾乎沒有任何參考性。前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薩默斯用一個詞定義了“中美經濟關係”：“貿易和金融恐怖核平衡”。他的意思是，中美之間高度、奇特、危險地融合。這跟過去的日本不同，日本並沒有同美國經濟利益“高強度地融合”。

　　過去信奉“亞細亞李斯特主義”的日本盡可能地向美國人關閉內部市場，排斥外部資本的進入，用本國民眾福利的惡化和補貼來支持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政府鼓勵民眾“買日貨棄美貨”並視其為一種最時尚的愛國形式。日本獨食一切，日本單方面地贏得大量貿易順差，日本魯莽地展開全球收購，日本人在開放性的美國社會沒有拉攏任何盟友。美國朝野幾乎“心齊劃一”的震怒，對日元低估施展不擇手段的壓迫。廣場協議讓日元的爆炸性上升導致外需的劇烈波動，日本人不得不用低利率的手段來刺激內需填補外需，最終吞服創紀錄的資産泡沫的惡果。日美之間不是“恐怖平衡”，而是“脆弱均衡”，是可以單方向被懲罰的。

　　而中國是完全不同的狀態，中國的貿易順差並不是獨食性的，中國的市場對外部資本是開放的，中國只不過替那些在華投資的外企持有貿易順差，這些順差遲早變成外企利潤匯回美國。所以，美國朝野難以像對付日本一樣心齊，美國的大部分跨國公司往往是“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堅定盟友，因為人民幣升值將導致在華跨國公司的商品需求的下降（例如蘋果公司），從而影響跨國公司穩定的利潤流。於是，在華的跨國公司會資助遊説集團弱化憤怒議員的提案。於是，對於美國內部的利益群體而言，壓迫人民幣升值的群體不一定能戰勝支持人民幣低估的群體。而中國也看到了這一點，這也是中國人頑強堅持“人民幣升值自主性”的本錢之一。

　　中德巴西等國在G20峰會上對美聯儲“印鈔升級”的抨擊也不會有什麼結果。伯南克無疑鐵了心用“印鈔”來“電擊”市場，最終讓市場感受到通脹的恐懼，從而鼓勵民眾消費和投資，推高貨幣的流通速度。這一長久性的方向是不會改變的，但是，鋻於QE1對失業率沒有什麼幫助，這造成了聯儲內部的分歧和疑慮，伯南克的“撒錢派”勢力已經受到一些挫折，我們的判斷是，QE2的購買時間會比想象的要長，甚至在某一個時間段有中止的可能。也就是説，G20峰會給世界帶來的幾乎是一成不變：貿易和匯率失衡照舊，量化寬鬆會在實際操作中部分收斂。世界還是在舊的軌道上行進，這條路還遠遠沒走到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