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從中美之爭到全球之戰

貨幣戰背後:就業之爭

　　《21世紀》：近期，日本、巴西等一些國家紛紛採取競爭性干預政策，壓低本幣。全球各國從共同協作救市，轉為貨幣爭端不斷，發生此種轉變的原因是什麼？

　　陳超：危機之後，發達國家想要走原來的老路，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已經行不通了。美國危機之後，居民儲蓄率急劇上升，到現在還是5.8%左右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拉動經濟？三駕馬車中最立竿見影的就是投資，所以美國大搞財政刺激。但這種政策是一次性的，投入過後，代價是財政赤字急劇上升。2009年二季度之後，美國經濟開始往下掉了，歐洲、日本的情況也不好。目前美國的失業率約9.5%左右，儲蓄率也很高，居民消費信心不足。鉅額財政赤字擺在面前，靠投資不行，唯一剩下的一招就是出口。

　　全球貿易不平衡是個長期問題，短期內不會有太大改變。當下刺激出口最立竿見影的就是打價格戰，通過匯率大幅貶值，使出口具有競爭力。德國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由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歐元被動貶值，德國的出口急劇上升，經濟恢復極其強勁。其他國家也清楚地意識到這一點，美國在年初提出五年出口要翻一番，通過弱勢美元實現這一目標。美國這樣想，新興國家更不例外，紛紛通過貶值獲得出口競爭力。

　　匯率戰的根源在於各國走出危機的手段實在有限，只能通過貶值獲得出口競爭力。各國都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來推動本幣貶值，但實際上這對全世界來説可能是一個災難。誰的貨幣大家都信不過了，你也貶，我也貶，最後都去搶黃金，導致黃金價格的嚴重泡沫。

　　曹遠征：首先，經濟復蘇進程可能不像我們所想象的，現在整個結構都在發生變化。貨幣政策只對防止更大衰退有意義，而對提升經濟增長意義不大。因此傳統的凱恩斯擴張性經濟政策出現了失效，美國出現了無就業增長的復蘇，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人們現在也找不出更好的辦法，只能相信凱恩斯的經濟學，繼續用這種辦法刺激經濟。所以我們看到美國、日本等國仍然在給經濟注水，人們稱之為“定量寬鬆”，我覺得不對，應該是不定量的持續寬鬆的貨幣政策。

　　因此，匯率戰的核心是就業問題。美國人説中國作為出口大國，損失了它們的就業機會，克魯格曼曾經計算過，他認為如果人民幣匯率調整到位，可增加140萬個就業機會。美國現在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匯率調整有利於它擴大出口、增加就業，這是美國的邏輯。我們的邏輯則是：中國和美國工人工資差三十幾倍，如果美國工人工資能降到中國的水平，就一定會有競爭力，但美國降不到，所以，儘管中國的工資水平持續上漲，但與美國還有很大差距，中國的出口一定會比較大，這是由經濟結構決定的。因此，匯率問題並不像美國所説的那麼具有決定性意義。以上是全部爭端的核心所在，簡言之，匯率之爭實際上是就業之爭。

　　其次，全球復蘇進程不一致，以中國和亞洲為代表的國家復蘇非常強勁，西方國家經濟卻起不來，這導致了貨幣政策的差異，而這一差異又導致了一個問題：全球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是美元，一方面，美元不斷發行會貶低美元內在價值；另一方面，美元發行卻不能提升經濟增長，這樣錢就會流到發展中國家，推高發展中國家的資産價格。

　　在匯率上就表現為這兩方面同時起作用，所以我們不清楚現在的人民幣升值是由美元貶值引起的還是由人民幣升值引起的，美元貨幣的錨在漂移，所有國家的貨幣相對美元都在升值，流動性轉入發展中國家，抬高了這些國家的資産價格，使它們的貨幣面臨加速升值的壓力。迫於這種壓力，他們開始干預匯市，於是演變為貨幣戰，這個問題在9月29日美國通過《匯率操縱法》後更加突出了。因為美國發現所有的國家都開始干預貨幣，這不再是中美之間的問題，而是全世界的問題，是全世界復蘇進程、貨幣政策不一致導致的複雜局面。

　　《21世紀》：在這場紛亂的貨幣戰中，各國的主權利益與全球利益産生了很大的衝突，您認為我們應當站在什麼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作為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大國，中國應如何參與未來的全球經濟進程？

　　黃益平：現在國家之間不信任的程度並不是歷史上新高的水平。不信任是因為各國在政策上不協調，加上經濟不好所造成的。全球化並不會到此結束。中美雙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夠相互理解的，很多問題是由於政治因素糾纏其中造成的。所以，與其重估全球經濟走勢，不如努力促進各國之間的理解和合作。

　　對中國來説，匯率政策需要更靈活一些，這是我們進行國際談判的起點。而全球失衡問題是綜合性經濟政策的結果，不單單是匯率決定的。日本廣場協議之後，匯率一直在升值，但它的經常項目順差卻在擴大。當然，這並不是説匯率跟經常項目失衡沒有關係，二者是有關係，但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影響因素。所以，在G20會議上，中國應引導各國把關注點更多放在解決根本性問題上，即各國的經濟結構性改革。對中國來説，光動匯率無法解決失衡問題，關鍵是推進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