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中産階層深度焦慮 政府應為其減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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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找到工作了，明天會不會被辭掉？今天身體很健康，明天會不會因為一場大病而致貧？從漲薪到升職，從戶籍制度到收入分配製度，從子女教育到社會地位，到處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中産”上行的機會並不多。面對現實壓力帶來的焦慮，有的“中産”順水推舟選擇離開，有的直面困難仍在奮鬥

　　焦慮，究竟源自何處？

　　困擾“中産”的不僅僅是具體的生存問題，還有一種説不清道不明卻實實在在的不安全感

　　中産階層的生活應該是什麼水準？有人説，至少應該有車有房，生活從容，有一定閒暇。“我原本也嚮往這種生活，以為自己也有希望達到這一標準，但現在看來，這只是個不折不扣的幻想。”在北京某出版社工作的馬成説。

　　4年前，研究生剛畢業就進入出版社工作的馬成感覺自己很幸運：“每月收入6000多元，還能解決北京戶口，當時真是喜出望外。”小馬説，由於沒什麼負擔，生活過得很愜意，幾年下來銀行存款也達到20多萬元，貌似“中産”了。

　　但今年有了新情況。由於年近30歲，家裏經常催他結婚。“結婚要有房子啊。”小馬説，一跟高房價正面交鋒，看似不少的銀行存款立馬顯得微不足道，連首付都不夠。最後，還是在父母全力資助下，小馬才在五環邊買下一套不足90平方米的兩居室。

　　打這兒起，小馬真正感受到了什麼是生活壓力。50多萬的貸款讓他不得不將自己的消費水平一再壓低，不敢聚會、不敢消費，以前的灑脫與豪邁都成了過眼雲煙。現在，小馬經常很焦慮。自己這點收入，哪年才能還清房貸？以後生了孩子，能負擔得起嗎？萬一父母要用錢，怎麼幫助他們？種種未知數，讓這個原本大大咧咧的年輕人變得憂心忡忡。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很多跟小馬一樣的所謂“中産”，他們原本充滿希望地追逐夢想，但僅僅“高房價”這一現實，就能立馬將他們打回原形。在看似光鮮的生活表象下，他們的內心充滿了焦慮與徬徨。

　　焦慮，源於個人因素還是社會原因？

　　有人説，相比改革開放前，現今大多數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已經有了很大改善，為什麼還不知足呢？主要是因為隨著社會發展，人們容易抬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達不到預期，挫折感就會隨之産生，這是“中産”不快樂的原因。

　　但是，這種説法並不被“中産”認同。在北京一家行業協會工作的高先生説，好不容易才湊足首付買了房，淪為房奴；貸款買車，又還貸又養車，成為車奴；生了孩子，更是被深度套牢，成了孩奴。“這些顧慮，難道是憑空編造的嗎？難道是過高要求導致的嗎？”

　　事實上，令中産階層感到焦慮的不僅僅是這些具體的生存問題，還有一種説不清道不明、但卻實實在在的不安全感。今天找到工作了，明天會不會被辭掉？今天身體很健康，明天會不會因為一場大病而致貧？從漲工資到職位晉陞，從戶籍制度到收入分配製度，到處都有或明或暗的“天花板”，中産上行的機會並不多。如果再看眾多青年在結婚生子後被高房價、子女教育等問題弄得焦頭爛額，更讓人意興闌珊、鬥志盡消。

　　逃離，自己更快樂嗎？

　　●面對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重壓，“中産”在現實和理想的夾縫中左衝右突

　　“逃離北上廣”，最近成為社會各界都非常關注的現象。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打拼多年後，有些人重新選擇到二、三線城市發展。這個群體雖然還不算龐大，但和多年前人們一窩蜂涌向大城市的現象相比，足以令人注目。

　　小成是廣州某事業單位下屬企業的職員，在大都市已工作了5年的她，回陜西老家發展的念頭越來越強烈。“在單位，我們屬於企業編制，收入雖然也能達到六七千元，但因為不能享受事業編制職工的福利，到現在也買不起房子。”小成説。

　　其實，家裏早已為小成聯絡好了工作，只要回去，就能進入一個相當不錯的單位。但是，由於心存乾大事業的夢想，以前總是下不了決心。今年，小成找了一位同鄉的男朋友，才決定一起回老家去，“下這個決心不容易，但還是務實些吧。家鄉生活成本低，節奏慢，日子可以過得幸福點。”小成説。

　　“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讓像小成一樣生活在大都市的中等收入者切實感受到了什麼叫做“大不易”。重壓之下，部分中産階層的優越感、歸屬感、安全感齊齊消退，“壓力大、強度高、焦慮多”一同抬頭，在大城市生活甚至變成“死要面子活受罪”。逃離，成為一些人的新想法。中産階層正在以自己獨有的方式作出反應，在現實和理想的夾縫中左衝右突。

　　有人逃到“鄉下”，有人逃到“國外”。

　　今年6月，在北京國貿舉行的夏季房展上，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移民項目熱鬧非凡：“50萬美金=美國房産+全家綠卡”，“買國內項目僅有70年的土地使用權，而買國外項目則是土地的永久産權”……各大投資移民仲介機構聲勢很盛。

　　據中國社科院發佈的《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在記者的親朋好友中，想通過留學、工作等途徑申請移民的人也不在少數。當然，有能力移民的人並不多。

　　逃離之後，真能生活得更好嗎？在遠離大都市的地方，能否找到自己的幸福？

　　曾在上海一家媒體工作過的小金去年回到了老家安徽，在當地的一家文化傳播公司任職。説到現在的生活，小金感覺還是有點彆扭。“有時候會有失落感，生活節奏慢了很多，原來還想創業，現在每天就是過日子。”小金説，上海肯定不會再回去了，“在上海，每天都在掙扎；而現在，這才叫生活。”

　　儘管備受關注，但據記者了解，“逃離北上廣”的現象目前並未演化成一種大規模的社會潮流，尚沒有數字能證明越來越多白領從大城市逃離，也無法證明離開了就一定會更好。

　　“道理很簡單，城市裏有更多的就業機會，更公平的競爭環境，更豐富的資訊信息。”在北京一家民營企業工作的衛鋒説，他在北京工作8年了，已經適應這裡的生活狀態。再者，二、三線城市工作機會相對較少，且薪水相對較低，對人際關係的依賴也無法被忽略。轉移到那裏，能否達到預期效果？難説！

　　創業，能否再上層樓？

　　誰都知道給人打工不好受，但真要一咬牙一跺腳，可著勁兒出去自己開公司創業，還真需要勇氣

　　面對重壓，有些中産者並沒有逃避，而是做出了更主動也更冒險的選擇——創業。今年5月，由智聯招聘等公司聯合發佈的《全球僱員指數調研》顯示，有49%的中國白領表示正在計劃自主創業，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的24%；在有創業計劃的中國白領中，61%期望能夠在2年內當上老闆，26%表示會在3至5年內創業。

　　由於文化程度相對較高，中産階層在獲得新信息、接受新理念等方面更具優勢，這無疑會為他們創業成功增加砝碼。

　　當然，創業也絕非想象中那麼簡單。網上有人發帖説：誰都知道給人打工的罪不好受，但真要一咬牙一跺腳，可著勁兒地出去自己開公司創業，還真需要勇氣。此帖一齣，立即引起熱議。

　　對創業者來説，首先要跨過資金這道坎。一旦資金緊張，決策就會畏首畏尾，很多想法難以實施或者不敢實施，好機會也擦肩而過。面對資金門檻，很多有創業念頭的中産停下了步伐，而已經創業的白領也隨時會面臨因週轉資金不足而陷入困境。

　　王輝是南京大學博士生，也是南京一家科技公司的法人代表。去年創辦公司，有一支高素質的研發團隊，均為南京大學在校博士生與碩士生。

　　説到公司的未來，王輝雖躊躇滿志，但也清楚資金不足是公司發展的最大阻礙：“我現在技術沒問題，就是因為缺資金，生産能力上不去。目前我做的還是公斤級訂單，有過噸級訂單的機會，但是很無奈，我沒那麼大的生産能力，眼睜睜地送給別人做了。”王輝坦言，自己最大的心願是各級政府和學校能對他這樣的創業群體提供專項資助，或是有正規的融資機構給他提供貸款，總之讓他能“借”到創業資金。

　　除了資金困難，白領創業的實戰經驗也比較欠缺。有些人在創業時並未考慮清楚自己的優勢、擅長的領域，為了規避資金劣勢，或者放棄自己的專業技能，或者光憑想象、衝動做事，結果一敗塗地。

　　在某政府部門工作的王東對創業既愛又怕：“大城市裏生活壓力大，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收入不夠用。”王東説，為改變這一窘狀，去年他嘗試著與朋友合夥開了一家餐廳。由於平時還要忙單位的工作，再説自己也不懂經營，所以他只做了投資人。但王東挑選的經理並不勝任這一工作，半年之後，王東的餐館因為顧客過少、管理不善而關門大吉。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認為，能創造大量社會財富、吸納就業的中小民營企業，是中産階層的重要來源，應該是經濟發展的主體。但不少創業企業反映，當前企業納稅和繳費壓力較大，成本不斷攀升；一些行業性、地區性、經營性創業壁壘仍然存在，勞動者創業領域受到限制；一些地方行政監管不規範、不透明，多頭收費、亂收費的現象仍有發生，中小企業和個體戶負擔較重，這些問題亟待解決。

　　基礎，如何才可打牢？

　　如果不能遏制財富向少數富裕階層過度集中，不僅會增加貧富間的差距，也不利於中産階層的成長與發育

　　在社會學家看來，中産階層是社會的中堅，是促消費、擴內需的主體，是承載現代文化的主角，一個社會應當有60%—70%的人口屬於中産階層，這樣的“橄欖型”社會才會穩定、健康。

　　那麼，實現這種理想，路還有多遠？

　　壯大中産階層，首先要讓他們至少不必為生計發愁，具備階層晉陞的精力與能力。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必須將控高、擴中與提低協調進行。” 中低收入者主要依靠勞動獲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擴大就業。此外，還需要大力鼓勵創業，發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業的小企業，以改善創造和分配財富的結構，讓更多“小老闆”成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直接減稅能有效增加人們的收入。”在北京某事業單位工作的王先生説。他已工作4年以上，6000多元的月薪聽起來還不錯，但房貸、孩子教育、贍養老人，處處都得花錢，如果不是省吃儉用，一不小心就能成為月光族。“收入就這麼點，每年還要交納近萬元的個人所得稅，心裏能舒坦嗎？”王先生説。

　　對於有專家認為“無論在財政領域還是調節分配的領域，調整個人所得稅能發揮的作用都不是太大”的觀點，王先生並不認同：“我們的每一毛錢都是辛辛苦苦賺的，每一筆錢都有它的用處，怎麼能説作用不大呢？”

　　據中國社科院發佈的報告，1990—2005年，我國勞動者報酬佔GDP的比例從53.4%降到41.4%，降低了12個百分點。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度上以職工的低收入為代價。

　　進行收入分配改革，“限高”這一環節不可忽視。楊宜勇認為，如果不能遏制財富向少數富裕階層過度集中，不僅會增加貧富間的差距、産生不同階層的矛盾與衝突，同樣也不利於中産階層的成長與發育。要調整不合理的高收入、清理灰色收入、打擊非法收入。

　　壯大中産階層，需要為他們減負。事實上，很多中産的絕對收入並不低，以北京為例，月薪5000元—20000元的人群不少。但是，這些人的生活壓力同樣不輕。一旦遭遇住房、教育、養老等任何一個問題，“中産”們的腰包就迅速縮水了。專家認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應該發揮更大作用，通過發揮財稅政策的收入轉移作用，確保財政的公共性和滿足教育、社保、公共衛生等方面的發展目標。

　　壯大中産階層，還要培養好後備軍。近兩年，剛畢業的大學生就業困難，很多流入“蟻族”。必須創造就業與創業的公平環境，通過公正的機制保障公平競爭，疏通人才向上流動的通道；再者，還要通過進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為低收入群體改善生活、改變命運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提供與貢獻相匹配的收入、與勞動相對等的報酬，讓“蟻族”也擁有放飛理想的機會和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