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空間之名人系列》——曲格平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09日 16:12

　　從1970年到1972年，中國接連發生了幾起環境污染事件：大連海灣污染告急、食品飲料濫用化學添加劑、官廳水庫遭到污染。儘管問題已經出現，可是在那個時候，不要説公眾不理解什麼是環境問題，就是各級政府的領導人也很少了解，而當時環境問題已經在國際社會討論得沸沸颺颺。就像周恩來擔心的一樣，今後中國的發展，能不能回避得了環境問題呢？環境公害真的僅僅是西方資本主義的不治之症嗎？這些疑問都是不得不認真考慮、並且需要找到答案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72年6月，中國政府派團出席了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人類環境大會。這個舉動，出乎國內老百姓的意料，也使國際社會感到吃驚。曲格平，作為代表團的一員，參加了這次大會。

　　記者：1972年參加斯德哥爾摩的那次環境大會，您還記得您當時心態是怎麼樣？

　　曲格平：有點擔心。因為政治運動，哪些話不能説，怎麼跟人家鬥爭，回來怎麼交代，這都是問題。在我們團人人都是處在這麼一種狀態。

　　記者：可是那是一個關於環境的會。

　　曲格平：因為當時在激烈地政治鬥爭，階級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出國，那時候參加，不像現在這麼多，都沒有經驗。

　　記者：怎麼在國際會議上做鬥爭？

　　曲格平：怎麼做鬥爭，回來以後要報告，就是這麼個心態。2626所以我們回來之後開了半個月的會，回來之後寫了一個報告。

　　記者：這次大會的收益？

　　曲格平：沒有。

　　記者：一點都沒有。

　　曲格平：一句都沒有。

　　記者：您認為當時中國的環境狀況和國外相比到底差距有多大，是好還是壞？

　　曲格平：這次會議上講的這些問題，在不同程度上在中國都存在，而且當時我説過這樣一句話，沒有得到他們的贊同，但是也沒遭到他們的反對。我講，就城市的環境污染來講，我們不比西方國家輕，這是將城市環境，講自然生態的環境，我們的破壞程度遠比西方國家重。

　　記者：這麼多的法律，但是環境還在惡化，您很悲觀。問題出在哪？

　　曲格平：法律當中雖然跟國外比有很大差距，要求不這麼高，但是如果照著法律的規定，我們現在的環境狀況、資源狀況會有極大改善。但是我們法律制定出來沒有被得到認真執行。

　　記者：是執行上的問題。

　　曲格平：執行上的問題。

　　記者：所以像這樣的事情每天在你腦海裏縈繞的時候，其實會有很多這樣的困惑。

　　曲格平：哎呀，我，我是感到困惑，有的時候我感到挺悲傷，這些東西，哎呀，一年兩年幾年，沒多大改變。城市汽車的問題，我就不贊成把中國的汽車作為支柱産業，交通運輸除外，發展私人小汽車在中國來講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這麼多的人口，也要普及汽車？實在是不可理解。這個城市怎麼辦？北京現在這個交通，交通本來是給人提供方便的，現在不方便了，到處堵塞，十分鐘的路走一個多小時兩個小時，你説怎麼提高工作效率？然後問題還在哪呢，污染。城市像北京吧，一半以上的污染來自汽車，而且這種污染跟煤的污染是不一樣的，它的有害成分要大。第三，中國沒這麼多石油，我們將來可能找到大油田，可到現在還沒找到。

　　記者：從您的角度來看，這個事情是值得商榷的。

　　曲格平：我是覺得我們在考慮國家的發展的時候，只是急功近利，咱們現在的支柱産業，他覺得利潤很高，而且它能帶動很多相關産業。

　　記者：是不是急功近利這樣的思維在你這裡是非常憎惡的？

　　曲格平：因為這個事情啊，作為一個部門，大概也可以理解，但是作為國家來講，不能允許的。國家要能夠長期持續地發展，不能為了一時利益不顧長遠，長遠跟短期發生矛盾時，誰服從誰，我認為在這個問題思路上有問題。

　　記者：您做了三十多年環境保護的工作，我們現在也都在探討人和自然、人和環境的關係，最早人的觀念，人是地球的主宰，人類應該征服地球，你做了這麼多年的工作，從你的理解，您怎麼理解人和自然的關係？

　　曲格平：我們對自然界的開發利用還是必要的，不然人沒法生存，起初的原始狀態最好，山河土地，自然界是最好的，但是那養活不了這麼多人，對它的侵佔來講應該是合理的。但是現在我們探討，如果合理的界限超過的話，都會出問題，我們好多方面超過，超過得太多，而且把恢復自然界的可能性已經不大可能了。

　　記者：那您説人主宰地球或人征服地球這樣的話從你來講，聽到以後會是一種什麼反應？

　　曲格平：人類應該做好地球的好管家，自然是歸人類享用的，你要做一個好的管家而不是敗家子。

　　記者：在談到這種關係的時候，我想到亞裏士多德那麼一句話，曾經我們經常用，表現我們人類的勇氣和信心，給我一個支點，我就撬起地球。

　　曲格平：這句話代表了我們産業革命後的一種征服自然界的雄心壯志，可能這個口號現在來講，不合理的一種東西，這個口號有它的不合理性，應該換一個，應該讓被破壞的山河再恢復。

　　記者：換成什麼？

　　曲格平：比方説，給我一把種子，我把整個地球染綠。

　　記者：在您有生之年您有什麼希望，您覺得對中國的環保樂觀嗎？

　　曲格平：我是比較悲觀的，我做了三十多年啊，我是想有些事情能夠做得好一點，幾乎用盡了全身解數，沒有多大作用。……我們現在更多的問題是物質上是有能力做到，技術上也有條件，而我們不去做，所以這兩方面都有，超前，沒有這個能力，有這個能力也不做，更多的情況是有這個能力我們不做。所以中國現在環境保護的困難不是説環境保護不著邊際地提一些目標，提的東西都是國家法制所規定的。

　　記者：那您工作上到了現在雖然已經不在第一線了，您覺得能夠做到隨心所欲不逾矩嗎？

　　曲格平：做不到。我回想走過的三十多年路，我是感覺到我沒有感覺到非常之光彩，雖然得了這麼多獎，人家説我這麼多好話，我從來沒有感覺到我做出了一個非常值得慶倖或者值得高興的成就，沒有，所以我回頭看看，特別看到現在這些問題，我是心情特別壓抑。

　　如果不是曲格平，如果不是他的固執己見，中國的環保事業恐怕還走不到今天這一步。當然，雖不能説盡善盡美，但終究還是有一個人領著走過來了。中國的環保事業就如同誕生在陣痛中一樣，那個時代已經走遠，但是陣痛不會忘記，曲格平仿佛只有在一次次的疼痛中才能獲得一次次的新生，中國的環保也是一樣。路，沒有一天會走到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