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卿：體制內，現實裏

2012年作者紀錄片印象

陳曉卿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南方週末 2014年10月30日 15:19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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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堂 

幾乎一個月內，80後導演金華青憑藉短片《花朵》，在三個國內外節展上折桂。其中被認為最重要的獎項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獎”。這部影片從一所雜技學校開始：幾個同學操練著不同的項目，畢業考試將是他們人生的轉捩點。著墨較多的一位學員，已在這裡讀了四年，作為一名農村孩子，他很希望被雜技院團選中。然而，因為自身條件所限，夢想最後也沒能實現。 

《花朵》的故事線並不複雜，但把更多的關注放在了雜技兒童家庭的生存境遇上，使這部影片具有了更加廣闊的視野和高遠的主題表達。 

獲獎當天，金華青在微博裏寫了這樣一句話：“這獎應是頒給浙江衛視更確切。”並且@了自己的老闆——浙江衛視掌門人夏陳安。浙江衛視的文化軟實力不僅體現在“中國好聲音”這樣的娛樂節目上，還體現在它一直保留了紀錄片創作團隊和《人文深呼吸》等紀錄片欄目。 

2008年至今，金華青一共完成了4部紀錄片。《塵埃》調查的是在深圳打工的湖南矽肺病患者，《追夢人》關注的是橫店影視基地群眾演員，《孤城》則展現了玉門油田留守職工的生活，關心的都是小人物的命運。儘管他一再強調自己“體制內”的身份，但作品無一例外地呈現出作者紀錄片的氣質。 

1990年代興起中國紀錄片運動以來，很多重要的作品，都曾與主流電視媒體有著某種關聯，有些是出自“體制內”紀錄片導演之手，有些乾脆就是電視臺立項的紀錄片作品。進入2000年後，由於電視泛娛樂化的大環境，各電視臺的常規紀錄片創作力量受到了抑制，大多數紀錄片創作人員或閒置或轉崗，或從事“重大題材”紀錄片製作，反映社會現實的紀錄片作品漸漸從主流屏幕上消失，或成為弱勢。但這並不意味著“體制內”紀錄片人對現實題材的漠視。 

2012年阿姆斯特丹電影節入圍競賽單元的影片《殤城》，就是央視導演趙琦的作品。 

該片故事背景是汶川地震。北川新舊兩座縣城，三個經歷了生與死的人物，按照各自的路徑展開故事。其中一個失去了多位親人的居委會幹部，一直熱心重建家園，最後在分新房的問題上，竟然觸犯了法律。《殤城》用了三年時間隨性地紀實拍攝，儘管沒有最終獲獎，但也取得了進入電影節銷售榜top10的佳績。 

2012年最令我震撼的一部紀錄片，也來自一位“體制內”導演之手。朱永濤，河南電視臺紀錄片創作室導演。 

2009年，受電視臺派遣，朱永濤來到淅川縣拍攝“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紀錄片，在完成移民安置宣傳任務的同時，青龍村兩戶農民的生活吸引了他。 

六十多歲的杜銀花和五十多歲的劉光敏同住在青龍村，他們兩家是親戚，論輩分，劉叫杜“外婆”。她們在一個教堂做禮拜，杜銀花還是教會教務小組的負責人。影片一開始，杜婆婆帶領教民們學習《路德記》：“路德是一個信仰堅定的人，拿俄米是路德的婆子，路德還有一個婆子叫俄洱巴，他們一起要到迦南地去，那是個希望所在。但俄洱巴不堅定……” 

2009年，青龍村移民工作開始，按照政府規劃，青龍村將一分為二，杜銀花等處在淹沒線下的村民要搬到新的安置點定居。杜銀花得知居民新村沒有教堂後非常焦急。一方面，她找到移民工作人員反映情況，另一方面，她希望把登記在自己名下的青龍村教堂的房産做成拆遷補償。這種情況下，原地安置的劉光敏以及其他信徒與她産生了矛盾。 

片中，時而是精神層面崇高的教義，時而又是現實裏的一地雞毛，原本的親人此時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在縣宗教局等上級機關的協調下，青龍教堂最終得以保留，而杜銀花和一些即將搬遷的村民將要面臨沒有聚會地點的尷尬。 

大規模移民開始了。杜銀花把家中的什物收拾妥當，一個人走進了青龍教堂，在神像面前，她緩緩跪下：“主啊，我要走了，我求你與我同在，我想你不會丟棄我。現在，我真像一隻曠野裏迷途的羔羊，請你再給一次激勵。求求你了。”攝影機靜靜地在一旁，不動聲色記錄下這長時間的祝禱。 

“拍攝的時候，實際上我和主人公一樣感到迷茫。”導演朱永濤説。 

劉光敏和杜銀花各自開始了新的生活：劉光敏被任命為新的教務小組組長，生活一如往常；而在新的居民點，杜銀花還在馬不停蹄為村民籌建新的聚會場所。 

2012年3月，杜銀花被確診為食道癌晚期，當她從手術室被推出來的時候，“敵人”劉光敏出現在病房，劉光敏小心翼翼地為這位外婆擦臉、清痰，最後還輕聲為她唱起了聖歌。淚水順著杜銀花滿是皺紋的臉輕輕落下。 

近乎凝滯的鏡頭，《青龍教堂》莊嚴地為一個普通的中國鄉村記錄下三年的變遷。看似雜亂無序的生活場景，表現了人、土地和精神信仰多個層面的現實和人性的複雜。我看到的片子還不是最終剪輯版本，以我的工作經驗判斷，現在這部紀錄片距離真正的電視播出，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當初，金華青的《花朵》在浙江衛視播出的版本只有18分鐘，相當於原片長度的一半。這也是目前電視臺的現實：不僅在導向方面要有政策上的謹慎，在敘述節奏上還存在收視率方面的考量。然而無論如何，這些“體制內”紀錄片人為我們留存的群體記憶，已然成為這個時代彌足珍貴的影像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