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中國工程院院士和中國地質科學院鹽湖與熱水資源研究發展中心的負責人，鄭綿平談起青藏高原，談起鹽湖學，談起地質工作，可以滔滔不絕。但是，作為一位典型人物，説到自己的時候，他卻是顯得格外沉默。

	8月6日，鄭綿平在品嘗西藏羊卓雍湖湖水的鹹度。

　　是什麼吸引他致力於鹽湖學研究長達５０年之久？是什麼支持他７０歲高齡仍然親赴青藏高原考察？是什麼讓他把單位當成了家，把工作當成了親人？我們來聽聽他的同事和家人是怎麼説的。

　　學生李明慧：

　　我的導師出生在福建漳州一個普通的手工業者家庭。家庭的熏陶和正規的中學教育，使他從小就對科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並最終選擇了艱苦的地質工作。

　　鄭先生長期從事科研，碩果纍纍，１９９５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按常理，他可以好好休息，到處做些報告，發表演講了。但他仍然深入科研實踐第一線，腳踏實地，不圖虛名，不敢懈怠。先生的敬業精神，值得我終生學習。

　　有一次，我拿著黏土似的樣品去找鄭先生，請教這個礦物的名稱。先生拿起樣品，看了看，嘗了嘗，説：“這是硼砂，有點甜。你嘗嘗。”他見我怕臟，就鼓勵我説：“做鹽類礦物研究，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品嘗。特別是在野外，沒有設備，品嘗是很重要的鑒定手段。這是沒有毒的，你看我身體這麼健康，就是吃硼砂吃出來的。”

　　健康的身體當然不是吃硼砂吃出來的，但他在野外經常靠嘴巴鑒定礦物，卻是大家都知道的。鄭先生的舌尖對鹽類礦物非常敏感，這就像神農嘗百草一樣，是艱辛的勞動換來的。

　　助手劉玉霞：

　　鄭先生的腦海裏，從來沒有休息這個概念。即使７０歲了，他每年還是要上幾趟高原。出差回來，一下飛機，他總是先到辦公室，工作到很晚才回家。

　　平時在辦公室，他也是不分晝夜地埋頭科學實驗，每天下午六點半回家吃飯，晚飯散步後回到辦公室工作到十一二點，甚至通宵。我們這些年輕人有時加班到深夜，一看鄭先生的辦公室還亮著燈，誰也説不出“苦”了。

　　在我們眼中，先生太累了，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工作。但就是這樣，他的時間好像還是不夠用，總是行色匆匆。與他一起出差的同志總有一個印象，鄭綿平一上車，説不了幾句就睡著了，可下了車頓時就精神起來，一路説著直奔現場。

　　鄭先生曾説，對研究對象的專注、持之以恒，是一個人做學問的首要條件。

　　熟悉鄭綿平的人都知道，他不吸煙、不喝酒、不會玩牌下棋、不會“修長城”，也從來不會閒聊神侃，惟一的愛好是散步，但這也成了他工作的一部分。許多人告訴我，鄭先生在散步或是在上下班途中，往往不和熟人打招呼，別人也不便理睬他。因為一看就街道他在想問題，所謂一心不可二用，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你和他打了招呼，反倒會影響他的思緒。

　　同事張永生：

　　鄭先生為什麼總上高原？他對那裏有感情啊！

　　我們研究的鹽湖大多分佈在環境惡劣的高原、荒漠地區。如果能夠合理開發這些地方的礦産資源，就可以支持工業建設，促進經濟發展，改善群眾的生活條件。為此，鄭先生一直堅持走從勘探到開發再到市場化的科研道路，利用自身的技術優勢，主動為西部地區發展出謀劃策，為他們提供致富信息。

　　他長年為西藏阿裏地區的茶拉卡硼砂礦當參謀，搞規劃，使這個礦的産值連年翻番，效益大增，上繳的稅款佔了專區財政收入的一大半。為了表達謝意，有一年，專區政府特地獎勵給了鄭先生２萬元錢。這筆錢，本來是他勞動所得，受之無愧，但鄭先生説他是共産黨員，幫助藏區人民致富是他的分內事，説什麼也不肯接受。

　　鄭先生心裏始終關注著高原地區藏族人民教育事業的發展，他經常對我們説：“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我長年工作在牧區，有一個心願未了，就是等我們的效益好了，一定要拿出一些資金，在當地建立一座‘希望小學’，使當地的孩子有一個好的學習環境。”

　　每次進藏開展野外考察，他都會拿出自己的工資，買來很多的糖果，還有鞋、襪等生活品，遇到當地藏族孩子，就送給他們。這些事情似乎微不足道，然而些許小事，積累多了，也是一面面的鏡子，可以折射出他對於西藏這片土地的熱愛。

　　女兒鄭越：

　　從記事起，爸爸就總是在出差，所以我和弟弟可以説是媽媽一個人帶大的。媽媽也是一位有自己專業，自己事業的職業女性，可那大量的家務瑣事，常常搞得好強的她身心疲憊。

　　和現在的父母們不同，當年的父母們拿不出太多精力去考慮孩子的教育問題，爸爸連見我們一面都很難得，教育又從何談起呢？今天，爸爸常常深深地自責，當年對家庭付出的實在太少了。

　　想想那時爸爸對我們姐弟倆採取的教育方式，真是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只要肯學習，條件允許的話，我們給爸爸提出的各種要求他都儘量去滿足。

　　父親這輩子是完全地把自己奉獻給了中國的地質事業。難得抽空回來和全家團聚的他，為了留下難得的快樂時光，每次探親回來總不忘借個相機，一張張黑白照片記錄著我們家有限的美好時光。而今，再次翻開這一張張老照片，才真正體會到爸爸對家人的那一片愛心……（新華社記者 張曉松）

責編：戴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