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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1980第三輯(八)FOLLOW ME  

央視國際 www.cctv.com  2007年08月08日 16:20 來源:CCTV.com

     
    [內容速覽]1981年北京初秋時節,在英國廣播公司英語教學節目部工作的凱瑟琳•弗勞爾(Katherine•Flower)來到中國。此時,英國廣播公司製作的教學片《跟我學》,正在世界各國進行推廣。曾經擔任法語版節目主持人的凱瑟琳,這一次又成為中文版《跟我學》節目的主持人,與中央電視臺開展合作。

視頻: (一)  (二)  (三)

 

1981年北京初秋時節,在英國廣播公司英語教學節目部工作的凱瑟琳弗勞爾(KatherineFlower)來到中國。

花克琳(《跟我學》主持人):我是1981年的九月到達北京的,我過生日的那一個月,我想那是北京最好的時候,我幸運地躲過了夏天的高溫。天空碧藍,陽光燦爛,和倫敦很不一樣。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早上,我很早起床,騎著飛鴿自行車到了紫禁城,看到人們在緩慢地打太極拳,看到太陽從紫禁城邊升起,看到了紅墻和金色的房頂。

2:30我對中國的第一印像是像一個陰鬱的地方(不確定),不是一個很快樂的地方,人們都穿藍、灰、黑、綠,除此之外很少有別的顏色。一開始,我覺得這是一個讓人感到悲傷的地方,但隨著工作的開始,我開始越來越感覺到興奮。

此時,英國廣播公司製作的教學片《跟我學》,正在世界各國進行推廣。曾經擔任法語版節目主持人的凱瑟琳這一次又成為中文版《跟我學》節目的主持人,與中央電視臺開展合作。

徐雄雄(中央電視臺電教部導演):中央電視臺只有兩個頻道,真正電視節目只有晚上才有,那麼利用白天的空閒來搞教育。

1982年年初開始,每星期二、四、六下午六點二十,以及星期日上午八點半,打開電視機的中國觀眾都會聽到這熟悉的片頭曲。

李培春(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語部主任)……然後片頭曲快結束的時候,那裏面的一個主要演員叫弗朗西斯馬修,是一個男士,他一回頭,然後頭一甩,那好象就是説跟我來,跟我學,我覺得那個鏡頭特別帥,特酷。

當時擔任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副主任的胡文仲老師受中央電視臺邀請,與花克琳搭檔,共同主持《跟我學》節目。

胡文仲(《跟我學》主持人):這個“跟我學”播出以後,第二天早上我當時起來以後我就到對面去喝豆漿,吃早飯去了,進了飯館以後,就有很多人的眼光就跟著你走,我當時非常的奇怪,我説怎麼回事,我那會還轉不過來,和昨天晚上播那個“跟我學”還沒有聯絡上,忽然想起來,是昨天開播了那個節目,你看它就是這麼快的影響。

在電視還不十分普及的年代,很多人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外國人説英語。

《跟我學》播出後不久,新加坡《New Nation》雜誌上稱:在中國,目前最知名的,也很可能是八十年代最知名的外國人不是世界性領導人,不是超級體育明星,也不是熱情奔放的藝術家,而是一個説話慢條斯理的紅頭髮倫敦姑娘。

花克琳(《跟我學》主持人)在昆明,我曾經攔下一個騎自行車的女子,問她怎樣去一個地方,那個女子説:你先左轉、再右轉、然後……我説,好的,我知道了,謝謝你。但那女子説,不,不,那不是去那裏的路,剛才我説的只是你們在節目中的一段課文。她只不過是在練習她的英文罷了,我遇到的人都在練習英文,或者就簡單地和我打招呼,我學到的第一句中文,就是從街上遇到的那些人那兒——你好,老師。

中國工作期間,凱瑟琳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花克琳。她的姓氏“Flower”在中文中是“花”的意思。

80年代初中國街頭出現的外國人,就像難得一見的西洋景一樣吸引著國人的目光。普通老百姓從街頭越來越多的外國人身上,獲得“開放”的直觀印象。

1979年3月,皮爾卡丹在中國街頭;1980年,北京故宮圍觀外國遊客的國人

花克琳(《跟我學》主持人)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説,他們從來沒有見過外國人,他們站在街道上,看著我,甚至過來摸我,向我問好。我用蹩腳的中文和他們説話,他們看著我,説自己不會英文,我告訴他們,我説的是中文呀。

李培春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語部主任)特別是我小時候,對外國人特別好奇,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學校組織我們學生,到我們當地的那大伙房水庫去旅遊,然後突然下了一車那個金髮碧眼的外國人,然後大家特別感興趣,都圍過去,大家都不説話看著外國人……當時我小學四五年計的時候,也學了一點英語,然後特別想跟他去交流,也就最多的説Hello,但也不敢説當時。

從改革開放的政策確立之後到1982年,中國有29個縣市面向外國遊客開放。日本的松下電器和美國西方石油公司,成為率先進入中國開展經濟合作的外國企業。

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中,語言成為與外界交流不可缺少的橋梁。

從上世紀60年代就自學英語的田進勤,直到國門打開,真正面對外國同行時才體會到用英語與人交流的重要性。

田進勤(《跟我學》觀眾):我有一個弦控式電子樂器的發明品,獲了國家專利獎,這個獎公報以後,美國商務戶就來了,就來到中國要求接産這個電子樂器這個成果,當時我的英語根本是不能做口語翻譯的,很差勁,我雖然會看書,但是口張不開,有一個外貿上的翻譯,他來翻譯了,當那個老外去參觀我們無線電二廠做收音機的時候,他就問你做這些收音機是(英文),當時就搞外貿的那個人就不懂這兩詞什麼東西,他就跟人家就表示什麼問了人家幾句人家還是  懂,幸好我懂,我説調幅的調頻的我們都做,那個時候我就感覺到在這種情況下,要是我能説英語,懂得跟他表達的時候,那該多好啊,就避免了很多翻譯上的錯誤。

李培春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英語部主任)當時學的外語都是筆頭上的,最多是認識,然後讀呢也能讀,但發音不準。我們的英語老師,當然也很難得了,還有英語老師。我們老師的英語就同樣一個單詞,兩個老師念的話都會有不同的發音,所以可見當時中國人在口語方面不太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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