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關村，每逢週末都會有許多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匯聚到這裡，他們是來參加定期舉辦的留學諮詢講座。

很多人是慕名而來的，在如今的出國留學群體裏，很少有人不知道這位簽證諮詢專家的名字。28年前，徐小平第一次接觸到來自國外的衝擊時，他和這些學生年齡相倣。

這段影像出自美國紀錄片《從毛澤東到莫扎特》。畫面中這個花白頭髮的老者，是美國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1979年，他作為文化交流的使者來到北京，中央音樂學院二年級的學生徐小平有機會親眼目睹大師的風采。

同期：小提琴是身體的一部分，像另外一個胳膊一樣，這很簡單，我有一個小秘密。

徐小平：艾薩克斯特恩來到北京，我當然記得，我們也從頭到尾看了他的演出什麼的，當時跟了一個攝製組，這個攝製組拍了一個片子，《從莫扎特到毛澤東》，這個片子裏面有好多我的當時的同學的鏡頭，有沒有我，我記不得了，但是我肯定在人群之中或者在鏡頭背後。

鏡頭裏的這些大學生，為斯特恩的大師風範傾倒，年輕的眼神裏充滿了新奇。人群中的徐小平也在為和大師的相遇震動。他在音樂學院學習的是音樂學專業，長期以來的封閉，使國內的音樂創作和演奏遠離了國際舞臺，而音樂學理論方面的落後，讓徐小平第一次萌生了走出去看一看的念頭。

1978年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在這一精神指導下，文革之後我國恢復向西方發達國家派遣留學生，其中以科技人才為主。

第二年的大年初一，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出訪美國，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美。在歡迎的人群中有一群黃皮膚黑眼睛的年輕人，他們是一個月前剛剛到達美國的52名公派留學人員。出發時，教育部特地撥專款為他們統一訂做了西裝和呢子大衣。

崔國文（1978年公派赴美訪問學者）：曾經鬧過笑話在美國，鄧小平同志訪美的時候，卡特夫人舉行了一個招待會，我們50位訪問學者都去參加了，參加的時候進招待的地方，把衣服大衣存起來，大家就存到了服務台那邊，等這個整個招待會結束的時候，誰也不知道哪一件大衣是自己的，所以隨便拿一件，大家穿上去，誰合身就歸誰了，從此以後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大衣上，領子上都寫上自己的名字，然後，當時美國的服務員看了很驚訝，我們來回換衣服試，這些中國人怎麼回事。

鄧小平的這次美國之行，將1978年中美關於派遣留學生的口頭諒解，作為正式協議加以簽署。從此，更多的中國學生有機會赴美留學。1978年至1985年七年間，我國共派出公費留學人員20000人，其中理工科學生人數佔85%，出國學習文史社會科學的學生鳳毛麟角。像徐小平這樣藝術類的學生，幾乎沒有機會公派出國。

1982年夏天，徐小平從中央音樂學院畢業，分配到北京大學團委從事學生工作。從50年代以來，我國實行的是大學畢業生統一分配政策，分配到什麼樣的單位，幾乎就將決定未來的生活軌跡。在北大當輔導員不會有公派留學的機會，這有可能是徐小平終身的工作。

1984年的國慶節，北京天安門舉辦了“文革”結束後第一次國慶群眾遊行，參加這次遊行的北大方隊裏出現了一幅計劃外的標語，當時負責遊行組織工作的徐小平也完全沒有料到。

國慶節後，徐小平撰寫了一篇通訊，發表在《光明日報》的頭版，文章的名字就叫《小平您好》；隨即，他署名的文章《知識分子的心聲》發表在《人民日報》。文章見報後，徐小平逐漸找到了學生工作的樂趣，這也使他逐漸打消了出國的念頭。

徐小平：出國對我來説有點像流放的感覺，我想在國內搞文化事業搞校園文化，搞大學生工作，這個搞唱片，搞音樂。

但留學的暗流依然在高校裏涌動。改革開放的施行，讓封閉多年的國門再次開啟，通過電影電視和雜誌小説，人們看到斑斕的西方世界，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正逐漸滲透進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觸動著人們凝固已久的神經。

能夠公派出國是一件令人羨慕的事情。公派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在國外工作學習期間不僅可以領取固定的生活補助，在回國時，還被允許購買免稅商品。當年的北大在校學生查建英非常關注出國帶來的改變，多年後，她記錄下公派留學生從國外帶回來的值得炫耀的戰利品。

查建英（旅美作家）：當時叫作八大件嘛。就是出去以後，你可以要買八大件，這八大件現在我説都説不全了，比如什麼彩電、什麼錄像機、還有什麼錄音機，八種電器當時在國內是稀缺商品，你只有出國，才能在國外買了運回來，或者是比如説公費出國有一些政策可以有一些配額，然後這樣，這是某些人出國的一個非常具體的一個目的。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了他們的出國夢——到西方去，過西方人那樣的生活。按照當時的規定，長期駐外的外交官員和公派一年以上的留學人員可以攜帶配偶，於是，“陪讀”現象出現了。

查建英（旅美作家）：比如説夫妻倆一方先出去了，另一方就辦陪讀。最好玩的是我們班上，北大同學裏面，還有幾個是，就是男的出去陪女的讀，就是太太先出去了這個丈夫呢，通過陪讀也出去了，最後兩個人都在外面工作了。出去以後再想辦法，但是這個想法很明確，就是先出去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