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多年未變的工資與不斷飛漲的GDP、CPI之間的差距，民間曾有一句戲言：以不變應萬變。在這一點，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曾有過精彩論述《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這恐怕也是大多國人共同的困惑：為什麼國人工作時間排名靠前，收入水平卻未見高企？為什麼普通工薪族起早貪黑上班，農民辛苦耕作或離家打工，生活卻依然捉襟見肘？到底是什麼消解了國人辛苦勞作創造的財富？近日針對居民勞動報酬與GDP的一組數據，或能對上述疑問有所解答。中華全國總工會官員張建國日前表示，中國居民勞動報酬佔GDP的比重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5月12日 《新京報》）

    與之對應的一組數據則是，從1978年到2005年，與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佔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一邊是GDP的強勁飆升、資本報酬比重的持續上揚，一邊卻是居民勞動報酬比重的不斷下降，在一個不斷做大的經濟蛋糕裏，一方拿得多，另一方就必然拿得少，這是最簡單不過的數學題。也因此，當面對這樣的財富分配遊戲，佔據天平較輕一端的普通公眾便很容易生出一種相對剝奪感。

    話題便很自然又回到開篇提出的疑問：為什麼中國人勤勞而不富有？為什麼普通民眾作為財富的重要創造者，在財富分配上卻只能成為“最受傷的人”？不得不説，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主要依靠的還是豐富勞動力形成的人口紅利，這種靠低工資維繫起來的企業成本優勢，近乎成為中國企業最重要的競爭力。這一財富增長模式也自然導致在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中，員工收入與企業利潤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由此從根子上形成了大多普通民眾“幹得多掙得少”的現狀。

    可是，社會經濟享受了人口紅利，自然也必須負擔人口債務。特別當人力資源已經逐漸從充分供給走向一定程度短缺的時候，這種劉易斯拐點帶來的也必然是人口紅利的減損，隨之改變的則是普通民眾在勞動報酬上用腳投票的話語權的提升。這一點上，此前瀰漫沿海的民工荒便是例證。

    這實際也意味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能一味透支人口紅利，而更應該為人口債務去兜底。這種對債務的兜底，除了在社會財富的初次分配中，企業能夠改變目前依靠人口紅利的經濟增長模式，一定程度讓渡企業利潤給普通員工外，國家更應該在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中，真正體現稅收杠桿的作用。而不是讓企業主之類的高收入者經常處於稅收盲點，徒讓那些本已十分脆弱的中産階層，淪為稅收大棒四處“擊打”的對象。在此基礎上，財政稅收理應發揮社會保障的功用，在教育、醫療、住房上為普通民眾的生活兜底，力踐“藏富於國不如藏富於民”。這種從財富分配上的利益讓渡和保障兜底，也才能一定程度彌補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過低造成的斷痕。

    在今年兩會上，有關提高居民勞動報酬的收入分配改革就一度成為焦點話題，其中提到的“調高、擴中、保低”的宗旨，無疑正體現著提高普通居民勞動報酬、為民眾基本生活兜底的訴求。一個正常的社會，理應有厚實的的中産階層、較少的底層人群，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形結構，這也是最穩定的社會結構。

    這樣的社會結構實際也決定著，在我們的收入分配格局中，不止是企業、國家需要讓渡利益給普通民眾，在行業與行業之間，壟斷企業與普通民企之間，企業內部的普通員工與高管之間，也都需要進行重新的利益調整。但這種利益調整的過程，也必然是複雜博弈的過程，其中利益盤根錯節，最重要的還是缺乏普通民眾的聲音。

    也因此，提高普通民眾勞動報酬比例，也必然呼籲提高普通民眾在收入博弈中的話語權，這其中除了需要企業工會為之助力外，恐怕也只能如陳志武教授所説，讓社會經濟全面走向市場化，打破壟斷制度藩籬，收入分配的公平實現，恐才能在各方話語充分博弈後見真章。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