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二代一夜暴富”背後的契約精神

春節期間，《中國經濟週刊》的記者返鄉體驗了一把“拆二代”的幸福生活。2012年落戶西安市長安區興隆街道的三星電子閃存芯片項目，徵地1萬餘畝，拆遷戶群眾達萬餘人，是建國以來落戶中國西部的最大的海外項目。項目落地讓興隆街道的眾多拆遷戶過上了幸福生活，基本上家家是百萬富翁，戶戶免費分四五套房子。

靠拆遷“暴富”的神話，在中國其實並不少。幾年前，《新京報》曾報道過北京大望京村民靠拆遷致富的故事。僅僅一年，大望京，北京東北四環外的一個村莊，在拆遷後完全消失。拆遷補償款讓從前處在“瓦片經濟”中的大望京村村民，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富翁，他們拿著大筆補償款進行投資，買房，買車，買股票基金。2010年8月，拆遷“暴富”劇情又在廣州上演。廣州天河區新塘城中村整體改造項目開始簽約，涉及面積78萬多平方米。此次改造成本46.55億元，由政府保底。經過拆遷，戶戶村民都成為“百萬富翁”，最多的一戶估價超過5000萬元。再往前看，新聞還報道過哈爾濱被徵地農民一夜間暴富、深圳崗廈村和大衝村通過拆遷改造製造了多個千萬富翁及億萬富翁的故事。

城鎮化高歌猛進，一方面是暴力拆遷不止，一方面又是“拆遷暴富”的不斷涌現，中國“拆遷史”中就這麼充斥著的濃濃的悲喜交加的色彩。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拆二代”開始被輿論關注。“拆二代”多出生在城市近郊，他們恰逢城市發展機遇，由拆遷補償而實現了一夜暴富。“拆二代”的幸福生活到底能持續多久？輿論在關注這個話題時的“輿情面孔”，其實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拆二代”們的“暴富”，也許只是暫時的幻覺。以北京、深圳、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拆遷為例，村民們拆遷後“暴富”，或許只是一種無奈。拆遷改造之前，這些村民們都有大量出租房，房租的收入就足以讓他們變身為收入穩定的“小富人”。對於他們在拆遷之後一夜暴富，有論者分析得好：“他們是以喪失土地，喪失穩定的收入來源和未來的發展權利為代價的。”當他們失去“再生産”能力的時候，靠拆遷得來的這些補償又可以讓他們“暴富”多久？

不過，與這隱隱的擔憂相比，更多時候輿論對“拆二代”還是表達出一種“羨慕嫉妒恨”。 比如，新聞裏在描述這些“暴富”的拆遷戶時會説，“北京一村莊因拆遷而暴富的村民戲稱掃地的都開30萬元的車，昆明城中村拆遷村民買奧迪還嫌不夠好……”這些“拆遷暴富”者分明就是過去的“暴發戶”，他們擁有鉅額補償後，除了攀比奢華、盲目炫耀外，似乎再沒有其他追求。《中國經濟週刊》的記者還是很客觀的，他們至少呈現了“拆二代”們是如何實現可持續良性發展的。

媒體固然有責任、有必要引導這些“拆遷暴富”者理性消費、合理投資，但沒必要以一種“瞧不起”的眼神去過分渲染他們消費的不理性。到底該以什麼“眼神”打量這些“拆遷暴富”者，楊遴傑先生在《拆遷暴富的媒體共謀與缺位》一文中，給出了很好的答案：媒體似乎形成了一種共謀，沒有人為産權受到尊重而鼓掌，沒有人為談判達成協定而歡呼，而是在不斷以鉅額數字以及花錢方式刺激眼球。獲得注意力當然是媒體行為的動力，但對於整個社會，這樣的行為似乎是在造成人群的敵視，更可怕的是，這樣的報道角度更讓大家忽視了對一些更深入問題的追問：為什麼有些地方政府會採取談判方式，而另一些地方政府卻只會以推土機開路？

所以，我們在“消費”了這些“拆二代”的幸福生活後，不妨再冷靜關注一下他們在拆遷中是如何伸張權利維護自身利益的。畢竟，拆遷不應該是“失去家園”的悲劇，也不應該是“一夜暴富”的鬧劇，而應該僅僅是一部權利對等博弈的正劇。如果“拆二代”們能就此走上持續的富裕之路，這不僅是個人之福，也是社會之幸。（央視網 作者：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