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5週年，也是做出改革開放戰略35週年。經過35年的時光洗禮，“改革”已經成為中國人最為耳熟能詳的一個集體名詞，也是每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念茲在茲的執政關鍵詞。

顯然，擺在新一屆中央領導層面前的任務極不輕鬆。過去十年，是經濟高速發展的十年，卻也在發展的過程中，累積下不少困難與問題。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曾在2012年達沃斯論壇期間，毫不客氣地指出，“改革紅利用盡後，過後的十年將非常艱難”。

對自己及中央領導集體面臨的改革處境，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説明中也有清晰的表述：“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産業結構不合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問題突出，一些領域消極腐敗現象易發多發，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等等。”涵蓋了當下中國從經濟發展、貧富差距到社會民生、司法治安等諸多環節的種種艱難現狀。怎麼辦？他緊跟著的一句話是，“解決這些問題，關鍵在於深化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這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給自己定的“調”。

讓我們暫時把目光拉回到2012年12月7日，這一天是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第23天，他首次離京赴外地考察，選擇的地點是廣東，首站——深圳。即便再不熟悉中國現代史的人也了解，深圳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意義所在。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設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鄧小平三次南巡的城市，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深圳承載的政治意味和符號意義甚至遠大於其經濟意義。

所以，幾乎每一屆新的中央領導人上任後，都要去深圳視察，表明自己改革的決心和力度，江澤民、胡錦濤，都曾在任職期間幾次南下廣東，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這些重要理論的誕生，也都和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有著莫大關係。

對於來深圳的原因，習近平直言不諱，“這次調研之所以到廣東來，就是要到在我國改革開放中得風氣之先的地方，現場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將改革開放繼續推向前進”。

他將在深圳的第一站定在蓮花山公園，這座公園籌建於1992年10月10日，很明顯是為紀念鄧小平的南巡講話而建。在公園廣場中央，鄧小平的塑像動感十足，正大步向前邁進。習近平向鄧小平銅像敬獻了花籃，並且親手種下一顆高山榕樹，根據百度百科的説法，這種植物“生性強健，樹姿豐滿，能抵強風，移栽容易”。

習近平意味深長地説，“改革開放永無止境，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100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在接下來的時間裏，習近平分別走訪了深圳羅湖區漁民村、佛山順德區黃龍村、廣州東濠涌、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合作區和珠海橫琴新區，對應的主題分別是改革、扶貧、環保、新興經濟。

除了這幾個12月11日晚間《新聞聯播》公開報道的地點，透過鏡頭，我們還看到習近平考察了三個企業，經過考證，分別是深圳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超材料技術展示廳、中航通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珠海基地總裝車間和如今風頭正勁的互聯網巨頭騰訊公司。在畫面裏，彙報PPT中“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幾個大字異常醒目。

在考察時，習近平説，“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因為彰顯了改革的力度與決心，這句話不斷被引用和放大，“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直接成為很多媒體的新聞標題。

事實上，自此之後，這句話也確實被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反復提起： 2013年03月05日，兩會期間，在和他所在的上海代表團審議時； 2013年07月23日，在武漢調研，召開部分省市負責人座談會時；甚至2013年10月7日，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演講時。面對亞太工商界的諸多領導人，習近平坦承，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這是因為，當前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格外艱巨，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個時候就要一鼓作氣，瞻前顧後、畏葸不前不僅不能前進，而且可能前功盡棄。”

改革沒有回頭路，改革正在進行時。2012年的最後一天，習近平組織召開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主題就是改革開放。（除了常委們，還會有授課教師參與集體學習。此次學習的“教員”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李向前、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王一鳴。中央黨史研究院是和中央黨校並列的官方研究機構，而發改委研究員王一鳴擔任過三次授課專家。具體內容詳見“學習”版塊。）

在“得改革風氣之先”的廣東，習近平就強調“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在此次集體學習時，他更為詳細地闡述了這個概念，“摸著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辨證統一的，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要在加強頂層設計的前提下進行，加強頂層設計要在推進局部的階段性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來謀劃”。

“摸著石頭過河”，是在1980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提出的：“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對這一説法“完全贊同”，並表示“要堅決地試，大膽地闖”、“殺出一條血路來”。自此，這種形象性的説法，成為改革開放3條經驗——“貓論”、“摸論”、“不爭論”的其中一條，成了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經典話語。

那“頂層設計”是指什麼？這個源於工程學的名詞在中共中央關於“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中首次出現，而在新的時代節點上意味著什麼，國人當時並不知曉。一年後，十八屆三中全會給出了答案。

自1978年以後，三中全會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信號。習近平在有關《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的説明中説，“歷屆三中全會研究什麼議題、作出什麼決定、採取什麼舉措、釋放什麼信號，是人們判斷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施政方針和工作重點的重要依據，對做好未來5年乃至10年工作意義重大。”

各界都在盯著三中全會的議題和基調，中央政治局也在思考。經過春節和兩會，來到2013年4月，決定出來了：十八屆三中全會要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並作出決定，中央政治局成立文件起草組，習近平任組長，劉雲山、張高麗為副組長。根據新華社的報道，這是進入新世紀以來黨的最高領導人首次擔任全會文件組負責人。

從4月底到11月初，只有6個月的時間，要確定的卻是這樣一份重量級的文件。除了多次召開會議研討（3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2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多次文件起草組全體會議）外，習近平還有一個始終堅持的法寶：調查研究。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是毛澤東1930年提出的著名論斷，並在此之後成為歷代中共領導人形成正確決策的一個行動口號，習近平進一步發揚光大了這個傳統。2013年7月23日，在湖北武漢，面對部分省市負責人，習近平説，“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

事實上，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的時候，習近平就在《浙江日報》發表專刊文章，説“決策就像‘一朝分娩’，調查研究就像‘十月懷胎’，正確決策絕對不是坐在房子裏冥思苦想就能産生的。”擔任中央政治局局常委、中央黨校校長時，習近平也曾在《學習時報》（中央黨校主辦，1999年創刊）上專門撰文，談調查研究。

“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據統計，從上任之後到2013年底，習近平共考察調研26次，基本上每月就有2次調研，其中離京調研13次（河北3次，甘肅2次，天津、遼寧、山東、湖北、湖南、廣東、海南、四川各1次），足跡遍佈大江南北，習近平成為2013年全年考察次數最多的政治局常委，超過他的前任和同僚。

思考、調研、細化……7月25日，中南海勤政殿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決定》送審稿擺在了每一位常委面前；9月4日，意見稿下發到100多個單位徵求意見；9月17日，習近平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和建議；11月9日，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習近平就《決定》討論稿向全會做説明；11月12日，《決定（草案）》獲得全會一致通過。

在11月12日發佈的全會公報中，有兩條消息最為引人注目，“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

早在1997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美看到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後，就曾計劃組建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時隔16年，中國國安委終於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正式的、制度化的國家安全決策機構，中國國家安全戰略再升級。目前，美國、巴西、智利、南非、土耳其等國都擁有類似機構。

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更為意蘊深遠。在中國，各類“小組”是一個獨特的存在，是黨政系統中常規治理方式之外的補充，並在特定時期，擁有跨部門的協調權力。一般來説，國家級“領導小組”的領導成員都由國家領導人“兼職”。如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一般由國務院總理擔任，常務副總理任副組長，日常工作由單設的辦公室負責。這些小組幾乎涵蓋中國最重要的各個經濟與公共政策領域。

因此，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説法一齣，各界即紛紛猜測或建言，由誰來擔任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就在2013年最後一天到來前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答案揭曉：組長由習近平擔任。

事實上，在十八大召開之前，各界曾呼籲恢復當年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體改委”）。1982年，國家體改委在體改辦基礎上設立，時任總理親自兼任主任，這也是規劃和協調改革全局的高層機構。2003年3月，體改委和國家計委合併，成立發改委。在過去十年的運行過程中，發改委因重發展、輕改革遭受了一些詬病，其行政規格與職能定位也決定了它很難承擔下一步的改革任務。

改革亟需新的、更強有力的領導機構和運行機制出現，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即在此情況下應運而生。按照慣例，領導小組的職位一般由國務院總理擔任。此次由習近平——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擔任這一職位，專家和媒體普遍認為，是源於改革的內在要求，領導小組的職能定位也印證了這一説法，“小組主要職責是研究確定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則、方針政策、總體方案，統一部署全國性重大改革等。”很明顯，全面深化改革已經不僅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而是牽扯到多方面利益調整與制度重建，體改委和發改委都只是從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單一維度出發提出的建議，已經不再符合現在改革的總體佈局。全國政協委員遲福林就表示，“體改委是設在政府的，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是黨中央設立的，層級最高”。

全面深化改革難度大，面臨困難多，不確定性也很強。在這種情況下，改革事項放在最高決策層來解析、討論和決策，用黨的領導權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權威性，是改革成功的關鍵要素。由習近平擔任組長，不論是在法理身份上，還是在實際協調和工作能力上，都是最合適的人選。

至此，以“頂層設計”為改革提供全面保障與制度護航，不僅成為2013年高調改革的完美收官之舉，更開啟了2014這個“全面深化改革元年”。

2014年1月22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四位常委參會，政治局委員25位中14位在列。除習近平擔任小組組長外，李克強、劉雲山、張高麗擔任副組長，小組成員涵蓋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兩高等各大系統。如此陣容，媒體都驚呼“罕見高規格”。衝破利益藩籬，攻堅深水區改革，成為很多人對2014的深度期待。

但領導小組面前的不是一片坦途，更多的是壓力和挑戰。歷經35年的漸進改革探索之後，剩下的改革基本都是實打實的“硬骨頭”，能否“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成為改革的關鍵。而有關這方面的努力與成果，已經隨著“打虎”行動、反“四風”、中央八項規定、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等一系列舉措，在2013年大幅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