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收入分配改革將提速

“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已經退無可退。”

　　“收入分配”連續多年成為民眾關注度極高的熱詞。2012年，這一老大難問題面臨多方面的壓力－－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帶來的民眾不滿，內需萎靡不振、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倒逼等等。

　　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已經退無可退。而從溫家寶總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透露的信號看，2012年，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將提速。

　　現實：收入分配不公

　　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那就是“不公”。這種不公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居民、政府和企業三者的分利中，居民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持續處於下降態勢。

　　據學者測算，1993年我國居民收入佔國民總收入的63.2％，到了2007年，這個比例降至50％左右，到2010年則降至43％。而同期西方發達國家居民收入佔GDP比重一般為50％￣60％，其中美國為65％，日本為60％，英國則高達71％。

　　居民收入佔比的下降始於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率的下降。據統計，作為中國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在生産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佔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於發達國家的50％。1996年至2007年，在勞動者報酬比重大幅下滑的同時，企業利潤所佔比重卻從21．2％升至31．3％。

　　與居民、政府、企業三者之間的分配不公相比，居民內部的分配不公更加嚴重，也是引起民眾不滿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於種種原因，過去十年間，國家統計局沒有公佈反映貧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數。但是據學者研究，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可能已經超過0.5，遠遠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

　　為平衡收入分配中居民、政府、企業三者的關係，“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要提高“兩個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實現“兩個同步”，即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産率提高同步。

　　但從去年十二五的開局之年來看，收入分配調整的效果尚不如人意。去年國內生産總值47.2萬億元，比上年增長9.2％。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8.4％和11.4％，未能全面跑贏GDP。更值得關注的是，去年公共財政收入10.37萬億元，增長24.8％，增長幅度遠遠高於居民收入增幅。

　　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將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列為2012年重點要推進的改革領域之一。溫家寶特別強調，要抓緊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努力提高兩個比重，完善工資制度，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穩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由發改委&&制定的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從醞釀至今已有六七年的時間，期間幾易其稿，卻是千呼萬喚出不來。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副司長紀寧曾在多次論壇上表示，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非常複雜，推進需特別慎重。

　　從溫家寶總理的講話來看，這一方案的制定將可能提速。

　　求解：“提低、擴中、調高”

　　其實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方向早已確定，這就是發改委提出的“提低、擴中、調高”。

　　中國的收入差距主要存在於城鄉之間、行業之間和地區之間。單從純收入來講，這幾年農村收入增速較快，使得城鄉之間的現金收入差距有縮小的趨勢。但是，由於房地産業的飛速發展，城市房價的兇猛攀升，城鄉之間的財産差距在過去幾年中迅速擴大。

　　在此背景下，“提低”相對來説容易一些。過去兩年，全國各省頻頻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得數量眾多的低收入者從中受惠。同時，政府加大了城鄉低保和社會救助工作力度，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根據計劃，今年年底前將實現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全覆蓋。儘管基礎養老金的額度很低，但至少已經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良好開端。

　　數量眾多的農村人口大多屬於低收入者階層。要提高他們的收入，縮小不斷擴大的城鄉財産差距，單純地逐年增加農民的一部分收入遠遠不夠，關鍵是要從農民唯一潛在的主要財産－－土地入手。

　　華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前要以土地制度的變革來為大部分農民的市民化提供可靠的轉化階梯。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縮小城鄉財富差距，幫助農民真正融入城市化的進程。

　　“擴中”相對來説難度大一些。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分析，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大是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其中包括職業結構的變化，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來培育和完善。但目前我們的很多政策恰恰是削弱而不是完善中産階層的。

　　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建議，壯大中産階層應該先通過提高個稅起徵點等做法，同時加強對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領域的調控，對其進行“減負”。

　　“提低”與“擴中”意味著在收入蛋糕的分配中增加了中低收入者的比重。對部分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中小企業來説，勞動力成本的持續提升將加劇它們的經營困難。考慮政府財政收入連年攀升、已經超過十萬億元，部分經濟學者建議，可以考慮實施規模在千億元的減稅計劃，化稅為薪，既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又可以避免部分企業因工資水平增加陷入困境。

　　難點：“調高”的力度

　　“調高”是整個收入分配格局調整中最為艱巨的核心難題。根據世界銀行2010年報告，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41.4％的財富。這一部分人群雖然人數不多，但是掌握著鉅額的財富，甚至還掌握著權勢，具有巨大的影響力。要動他們的奶酪，難度可想而知。

　　但並非不可為。溫家寶提到了2012年在“調高”上的幾個要點：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的全民共享機制；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嚴格規範國有企業、金融機構高管人員薪酬管理；堅決取締非法收入。

　　壟斷行業被認為是造成中國行業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據統計，壟斷行業員工佔全國就業人群僅8％，但2008年其工資總額卻佔全國的50％，更不用説名目繁多的各種補助與福利了。

　　石油、天然氣等壟斷行業的收入之所以遠高於非壟斷行業，主要在於本應歸全民所有的資源性收益被少數人享有。建立公共資源出讓收益的全民共享機制就是把壟斷性、資源性收益的主要部分納入到公共收入的渠道來，並且主要用於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王小魯表示，資源收益和壟斷收益分配製度的改革應該是未來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一個重要部分。除了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資源性産業，還應包括金融等其他壟斷性行業。

　　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力度也是改變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由於對高收入人群的稅收稽查力度不足，中國目前出現普通工薪階層納稅比企業主還要高的怪現狀。記者曾採訪一個年營收額超過四千萬元的民營企業主。開辦企業近20年，這位企業主幾乎沒有交過稅。而據他介紹，這在行業內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

　　癥結：灰色收入無法繞過

　　此外，扭曲中國收入分配格局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在於數額驚人的灰色收入。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近年來關於灰色收入的系列研究報告揭開了灰色收入的黑幕。

　　根據他的研究，2008年中國居民收入當中的灰色收入規模大約在5.4萬億元，而當年中國國內生産總值（GDP）為31.4萬億元。以此數據推算，灰色收入竟然佔到GDP的17.2％－－國民收入的差不多五分之一以各種隱秘的方式流入了個人腰包，極大地扭曲了中國收入分配整體格局。

　　而取締非法收入也是“調高”中難度最大的部分。非法收入的主體正是由腐敗和體制不健全導致的灰色收入。2010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曾提到“規範灰色收入”。後來由於種種原因，這一説法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後被刪掉。

　　根據王小魯的研究，這部分隱藏的灰色收入絕大部分流向高收入人群，其具體來源包括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腐敗帶來的公共資金流失；土地收益的不適當分配；其他壟斷性收益的不適當分配等。

　　要規範甚至取締這部分非法收入，的確考驗政府的決心和勇氣。許多學者認為，要從根子上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就必須改革現在的政府管理體制。否則，現有的政策調整可能是治標不治本，很難帶來根本的改變。

　　做大蛋糕不易，分好蛋糕更難。而只有分好了蛋糕，才有可能繼續做大蛋糕。內需的持續萎靡、經濟發展的動力匱乏已經在提醒執政者，只有公平的分配，才會有可持續的發展。

　　作者：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