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碑——長征：十個長鏡頭

中國新聞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6年10月20日 17:57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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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

　　1984年，秀山縣政府向李木富老人（左二）贈送題寫著“紅軍的親人”的匾額（資料照片）。

　　1934年11月，紅軍黔東獨立師在掩護紅二、六軍團東征湖南後，奉命東進湘西與紅軍主力會合。途中遭遇敵人伏擊，政委段蘇權左踝骨中彈受傷，與部隊失散。就在段蘇權傷勢嚴重、敵人又嚴密搜捕的危險關頭，秀山農民李木富收留了他，把他藏在家後的山洞中，並找來醫生治療，每天送飯送藥，冒死守護這位紅軍傷員。一個多月後，段蘇權基本傷癒，便告別了李木富一家，繼續追尋紅軍隊伍。

　　經過革命戰爭的洗禮，段蘇權成為開國將軍，他沒有忘記當年救護他的淳樸農民李木富。1983年，已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政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段蘇權託人問李木富需要什麼幫助，李木富説自己什麼也不要，只希望能在村前的河上架一座橋，方便父老鄉親。於是，由段蘇權出資、村民們出力的一座水泥橋建了起來，村民們親切地稱它為“紅軍橋”。 新華社發

　　一次前路渺茫的倉促撤退，變成了一場向死而生的英勇進軍；一段險象環生的艱難跋涉，變成了一曲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

　　這就是長征。

　　80年前那個10月，當三支九死一生的紅色大軍在西北的黃土高原緊緊擁抱的時候，他們用雙腳丈量、用血肉鋪就、用意志鑄成的漫漫長路，便成了一座豐碑，一座精神的豐碑。

　　當又一個明媚的10月到來，在紅軍將士當年走過的萬水千山，如林的紀念碑巍然屹立，而他們經歷過的一個個不朽的瞬間，也如同這一座座紀念碑一樣，高高聳立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

　　被迫轉移

　　——脫離實際的瞎指揮葬送了紅紅火火的根據地，共産黨人創立的紅色政權成了“馬背上的共和國”。

　　清澈的河流纏繞著江西南部的于都小城。這就是于都河，中央紅軍的長征就是從越過於都河開始的。

　　平日裏寧靜的于都東門碼頭，在1935年10月的幾個夜晚突然忙碌起來：浮橋上急急駛過的車馬，河面上來來去去的渡船，河兩岸星星點點的火把和一隊隊腳步匆匆的行人……主力紅軍轉移的消息曾經高度保密，但這會兒，對於中央蘇區幾個中心縣的群眾來説，已經無密可保了。

　　大街上剛剛張貼的標語還是“為保衛蘇維埃而鬥爭”的口號，鄉親們看到和聽到的卻是根據地一天天縮小，從前線運送下來的傷員一天天增多，國民黨軍隊進攻蘇區的槍炮聲越來越近……他們不清楚，那支曾經讓白軍聞風喪膽的紅軍隊伍，為何接連打敗仗？用兵如神的毛澤東，此刻又在哪呢？

　　遊擊贛南閩西，從井岡山上一路南下的“朱毛”紅軍，在敵人重重包圍中開闢了全國最大的紅色根據地。鼎盛時期，中央蘇區面積8.4萬平方公里，總人口達到453萬。當時，全國的蘇區超過16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如今河南省的面積。

　　“北京、南京，比不上瑞京（金）；美國、英國，比不上興國”。1931年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14週年紀念日，中國共産黨人創立的第一個全國性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瑞金宣告成立。作為臨時中央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毛澤東便是從那時起被尊稱為“毛主席”的。

　　瑞金城外的葉坪，是臨時中央政府的辦公地。一座謝氏祠堂用木板隔成15個房間，裝下了紅色政權的整個首腦機關。當今國家的許多領導機關和政府部門都可以在這裡找到自己的“根”。

　　毛澤東對他的“內閣”成員們説：“我們的辦公室，主要應該在田間地頭，在軍隊戰場，在實際工作中。在我們蘇維埃政府裏，只有人民公僕。”

　　“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乾糧來辦公”。毛澤東率先用公僕標準要求自己。按照規定，毛澤東這一級的領導人辦公可點三根燈芯。但每當看到油燈裏有三根燈芯，毛澤東總要滅掉一根。紅色政權還特別組織了反腐敗突擊隊和反腐敗群眾法庭，讓一切有損公僕形象的行為隨時曝光。

　　年輕的人民政權以她的親民愛民和清正廉潔得到了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當時23萬人的興國，就有8萬人參加了紅軍。紅色政權誕生一個月，“圍剿”紅軍的國民黨二十六路軍1.7萬人在寧都起義，使中央蘇區的武裝力量猛增到6.7萬人。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澤東將中央蘇區作為共産黨人執政為民的試驗田，在深入調查研究中寫下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光輝著作。“真正的銅墻鐵壁是群眾”“只有動員、依靠群眾才能進行革命戰爭”“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等經典之論，就是在這些著作中首次闡發的。

　　然而，毛澤東所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以及他在紅土地上的成功實踐，卻被吃過洋麵包的中央領導人視為另類，他們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前兩天召開的贛南會議上，開始排擠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的正確領導，在一年之後的寧都會議上又排斥毛澤東對軍事的正確領導——1932年10月26日，因病在福建長汀福音醫院治療的毛澤東，被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免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失去了對自己親手創建的紅色隊伍的直接領導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僅僅過了幾個月，口口聲聲指責毛澤東為“山溝裏的馬列主義”的臨時中央便在大城市無法立足，不得不從上海遷往蘇區。接著到來的還有一位名叫李德的德國人。儘管李德既不精於軍事指揮更不懂中國實際，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等卻對他奉若神明，把指揮大權拱手相讓。正是共産國際派來的這位洋顧問脫離中國實際的瞎指揮，使得紅軍在蔣介石發動的第五次“圍剿”中一敗塗地。

　　當時，國共雙方的陣營裏，分別由兩個德國人在指揮。一個為李德，另一個是蔣介石聘請來的軍事顧問、前德國國防軍總司令賽克特將軍。

　　面對國民黨的飛機大炮，李德全盤照搬蘇聯紅軍的戰術，命令紅軍與國民黨軍隊打硬碰硬的陣地戰、碉堡戰，這自然正中蔣介石和賽克特的下懷。1934年4月21日，中央蘇區南大門筠門嶺被攻佔；5月，建寧、永安、連城等縣相繼失守；10月初，蘇區核心區域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中央根據地由鼎盛時期的幾十個縣銳減到只剩下瑞金、于都等三四個縣。

　　以黨、政、軍為一體的長征已成定局。曾經紅紅火火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從此失去固定的版圖，成為“馬背上的共和國”——同樣因為未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圍剿”，此後一年之內，紅二十五軍、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也不得不撤離各自的根據地，被迫突圍轉移。

　　秋風瑟瑟，十里相送。行軍的腳步聲漸漸遠去，戰馬最後一次悲愴的嘶鳴，驚落了多少母親和妻子的眼淚。

　　長征，就這樣開始了。無數年輕的生命，從此再沒回來。

　　80年後的今天，位於于都縣城東大門的“萬里長征第一渡”紀念碑，仿佛還在秋日夕陽下默默等待，等待那些從這裡踏上遠征之路的紅軍將士。

　　血染湘江

　　——8.6萬人的隊伍銳減至3萬餘人。27歲的博古舉起手槍，指向了自己的太陽穴。

　　從江西紅土地出發的中央紅軍，一半以上犧牲、打散在廣西北部的湘江兩岸。無數年輕生命，鑄成了位於湘江之畔的高大紀念碑。

　　那是長征路上最為慘烈的一役。激戰過後，湘江水由清變紅，當地百姓“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

　　本來，國民黨追擊軍離紅軍有兩天的路程，而與蔣介石面和心不和的廣西軍閥白崇禧也唯恐中央軍借追剿紅軍之名佔據廣西，並沒有對紅軍全力設防，還悄悄給紅軍留下了一條通道。然而，帶著印刷機、X光機甚至造幣機上路的長征大軍根本無法快速行走。待到蔣介石以通共之名威逼白崇禧，留給紅軍的機會悄然失去了。艱難通過三道防線的紅軍，在通過國民黨精心構設的第四道防線——湘江防線時，遭遇滅頂之災。

　　中央軍、桂軍、湘軍把紅軍壓迫在一個寬30公里、長80公里的椎形地帶內——蔣介石在任何一次“圍剿”中，都未曾把紅軍置於如此境地。戰鬥最為激烈的時候，紅三軍團四師一天之內戰死兩個團長；端著刺刀的敵軍甚至衝進了紅一軍團的指揮所……

　　從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紅軍與數倍于己的敵人浴血鏖戰。頭上是狂轟濫炸的飛機，身後是潮水般湧來的敵人，燃燒彈把陣地燒成一片火海。失去了指揮權的毛澤東無能為力，只能眼看著一批又一批勇敢的官兵倒在血泊之中。

　　掩護中央縱隊艱難渡過湘江，紅三軍團六師十八團和擔負全軍總後衛的紅五軍團三十四師全軍覆沒。29歲的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負傷被俘。這位從秋收暴動起就跟隨毛澤東鬧革命的鐵血漢子寧死不當俘虜，硬是從腹部傷口處扯斷了自己的腸子。

　　14名團以上幹部倒在了湘江兩岸。他們與陳樹湘一樣身經百戰。他們本來有機會趁敵人立足未穩率部殺出一條血路，然而長征之初大搬家式的撤退捆住了原本機動靈活的紅軍隊伍，成千上萬的官兵在敵人的猛烈炮火中如同裹進了絞肉機。

　　受損最嚴重的紅八軍團編制被撤銷，其餘各軍團人員已不足出發時的一半人數，8.6萬人的紅色大軍血戰湘江後僅剩3萬餘人。27歲的博古悲痛萬分，一種難辭其咎的恐懼感涌上心頭，他舉起手槍，指向自己的太陽穴。就在他就要扣動扳機的時候，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攔住了他，“你要幹什麼？”博古還在驚愕之中，聶榮臻已經跑到了他的面前，“越是困難的時候，作為領導人越要冷靜，要敢於負責。”

　　死者的鮮血激發了生者的反思。從白區力量損失百分之百到紅區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再到湘江損兵大半……宣告了“左”傾錯誤領導的破産。幾乎所有的長征將士都在懷念毛澤東、朱德領導紅軍打勝仗的日子，呼喚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

　　艱難轉折

　　——平均年齡34歲的20位共産黨人在黔北小城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命運。危急時刻，毛澤東登上船頭掌舵。

　　一座建於20世紀30年代初的中西合璧的二層建築，至今仍是黔北重鎮遵義城裏最醒目的標誌——在人們的心目中，它與延河邊上的寶塔和北京的天安門一樣神聖。

　　這本是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邸。柏輝章不會想到，他在老家用以光宗耀祖的這座小樓，竟然見證了中國革命的一次重大轉折。

　　進攻中的保守主義、防禦中的冒險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從第五次反“圍剿”和湘江之戰的慘敗中，紅軍將士認清了“左”傾路線和教條主義的危害——突破烏江、佔領遵義，為黨和紅軍糾正錯誤領導創造了條件，而長征之後與遠在蘇聯的共産國際失去聯絡的中國共産黨人，也終於第一次不受干擾地行使了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重大問題的權力。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就在這座後來成為聖地的建築裏，剛剛過了41歲生日的毛澤東不僅在失去指揮權兩年零三個月後重新贏得了紅軍，而且進入了黨的核心領導層。

　　那一刻，平均年齡34歲的20位與會者，決定了長征的命運，也從此將中國的命運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鄧小平後來説：“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遵義會議開始才逐步形成。我們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

　　毛澤東説：“有先生有好處，也有壞處，不要先生、自己讀書、自己寫字、自己想問題，這是一條真理……我們認識中國，真正懂得獨立自主是從遵義會議開始的。”

　　仿佛是歷史的巧合：從中國共産黨成立到遵義會議正好是14年，而從遵義會議到新中國誕生也正好是14年。

　　經歷過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年輕的中國共産黨在付出血的代價後終於成熟，也更加堅定了自己選擇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道路。

　　不過，此刻的毛澤東不可能有絲毫的喜悅。前有川軍上百個團沿長江佈防，截斷了紅軍北上的去路，後有浩蕩而來的蔣介石的中央軍追剿部隊。敵我之比達到了空前的40萬：3萬。

　　臨危受命的毛澤東，能夠引領這條風雨飄搖的航船，衝出險象環生的狹窄航道嗎？

　　走出奇跡

　　——3萬紅軍牽著40萬敵軍的鼻子兜圈子。敵軍哀嘆：紅軍拐個彎，我們跑斷腿！

　　千里赤水河，如同一把被拉得彎彎的弓。

　　40萬大軍，在這張弓上蓄勢待發，拉弓的是蔣介石。箭頭指處，則是3萬人的中央紅軍。

　　這就是遵義會議後、四渡赤水前，紅軍面臨的嚴峻局面。

　　人均槍不足1支、彈不到3發，已經連續征戰3個月的紅軍需要槍支彈藥、藥品食品，更需要一場鼓舞士氣的勝仗——紅軍，再也輸不起了！

　　蔣介石同樣需要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除掉心頭之患——從1927年8月1日共産黨發起南昌暴動，連蔣介石也數不清已經下達過多少次肅清“共匪”的命令了。然而，從對井岡山“會剿”，到動用重兵對贛南閩西蘇區前四次“圍剿”，蔣介石自認為精心設計的必勝之局，每一次都被毛澤東及其戰友們攪得滿盤皆輸。

　　不過，此時的蔣介石卻是信心大增。從第五次“圍剿”時紅軍開始不計成本地打陣地戰，到飛蛾撲火般撞向自己設好的湘江“封鎖線”，雖然紅軍還是那麼英勇——但，稍有些軍事常識的人都清楚，眼下的紅軍已是強弩之末。

　　然而，作為軍事家的蔣介石顯然沒有注意到一個細節，他的老對手毛澤東此時已經重掌紅軍。

　　1935年1月29日這天，黔北川南之交的赤水河畔，一支肩扛鐮刀鐵錘紅旗的隊伍逶迤而來。面容消瘦的毛澤東格外引人注目——就在黨和紅軍的航船駛進險灘的時候，毛澤東闊步走向船頭。貴州，成為他力挽狂瀾的開端。

　　第一仗，西進土城受挫。毛澤東沒有戀戰，迅速渡過赤水，作勢北渡長江。當蔣介石匆匆在長江南岸重兵阻攔，毛澤東殺了個回馬槍，掉頭二渡赤水，取桐梓、奪婁山關、重佔遵義城，5天內殲滅和擊潰蔣介石兩個師另8個團。

　　這是長征以來最大的一次勝利，缺少彈藥的紅軍得以補充10萬發子彈。

　　蔣介石匆匆赴重慶、飛貴陽，親自督戰；他的嫡系部隊和川、黔、滇、湘等地方軍閥鋪天蓋地涌向遵義城。紅軍從茅臺鎮附近第三次渡過赤水，並用1個團偽裝主力繼續向西挺進川南，再次擺出北渡長江的姿態。

　　對紅軍渡江北上深信不疑的蔣介石沒有吸取教訓，立刻調兵向川南壓縮。這時，紅軍主力卻突然回撤，從敵軍間隙穿過，四渡赤水。爾後南渡烏江，兵鋒直指貴陽——這一招嚇壞了正在此地坐鎮指揮的蔣介石。守軍僅一個團的貴陽城亂作一團，蔣介石急調滇軍入黔“救駕”。

　　不料紅軍卻是虛晃一槍，繼而挺進雲南，前鋒抵達距昆明城僅7.5公里處——由於主力趕去救蔣介石，昆明守軍嚇得不敢出城作戰。

　　“毛澤東對蔣介石故技重演，而蔣介石卻像巴甫洛夫訓練出來習慣於條件反射的狗一樣，毛澤東要他怎樣，他就怎麼樣。”50年後，美國作家索爾茲伯裏這樣寫道。

　　蔣介石果然從金沙江附近撤回3個團保衛昆明，川滇邊界的金沙江頓時變成幾乎不設防的地帶。

　　機不可失。毛澤東指揮紅軍，急赴金沙江3個渡口……那裏，才是毛澤東想要的地方。

　　“戰士雙腳走天下，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完全是一場用腳走出來的勝利。一年之後，賀龍指揮的紅二、六軍團又用雙腳在離赤水不遠處的烏蒙山區走出了一段不戰而勝的奇跡。

　　1936年初春，蔣介石調集5個縱隊“圍剿”進入黔西的紅二、六軍團。賀龍、任弼時、蕭克等審時度勢，率部退入方圓千里的烏蒙山區。敵人以為紅軍畏懼怯戰，竟然也浩浩蕩蕩跟了進來。

　　當慣了老爺兵的國民黨軍隊哪是整天鑽山溝的紅軍戰士的對手。高山密林，紅軍如魚得水，對於敵軍卻不啻滅頂之災。紅二、六軍團在大山深處躲躲藏藏，一會兒向西，一會兒向北，一會兒調頭向南……一個多月下來，直拖得敵人暈頭轉向，不得不放棄“圍剿”。

　　1960年，來訪的二戰名將蒙哥馬利讚譽毛澤東指揮的三大戰役，毛澤東卻向這位英國元帥談起了四渡赤水，稱這才是自己的得意之筆。

　　也許，在毛澤東眼中，從別人看來註定失敗的危局險局中贏得勝利，才是值得回味的勝利。

　　巧渡！強渡！

　　——紅軍一個團打跑了川軍一個旅。穿梭在金沙江上的6條小船成了維繫中國革命的方舟。

　　身後是17個團的敵人——儘管紅軍與國民黨追軍拉開了一個星期的路程，危機依然沒有擺脫。

　　聲東擊西，影南實北。紅軍在昆明附近虛晃一槍，趁著滇軍調集各地守軍和民團馳援之際，按預定方針急速向金沙江挺進。

　　在這期間，還發生了一段插曲：追擊紅軍的中央軍將領薛岳因無雲南軍用地圖，急請“雲南王”龍雲支援。龍雲本想派飛機送去，但因機械師忽病，改用汽車運送。怎料，途中遇到紅軍，20多張地圖悉數被截獲。毛澤東、朱德大喜過望。陳雲記載：“紅軍上下皆為捧腹，從前劉備入川有張松獻圖，今紅軍入滇有龍雲獻圖。”

　　毛澤東命令：三路紅軍以每日不少於100里的強行軍，飛奔最近的3個渡口——龍街、皎平、洪門。

　　春雨時節，金沙江水大浪急。在龍街渡，紅一軍團首先受挫，渡船已被敵人燒掉，架橋也未能成功；在洪門渡，紅三軍團剛剛渡過1個團，好不容易架設的浮橋被激流衝垮。

　　皎平渡，成了紅軍最後的希望。

　　劉伯承率領幹部團先化裝成國民黨軍直撲160里外的皎平渡，乘敵不備搶佔渡口，控制了2條船隻，接著又在對岸找到4條船。

　　6條小船，成為維繫中國革命的方舟。

　　皎平渡以北40里的通安州，可以居高臨下封鎖皎平渡渡口。敵人一個旅正從西昌、會理火速趕來，企圖搶佔這一險要之地。幹部團團長陳賡率兩個營為先導、政委宋任窮帶一個營跟進，與敵人搶時間。

　　部隊還未進入陣地，激烈的遭遇戰就開始了。幹部團一個團，打跑了四川軍一個旅——幹部團由蘇區4所紅軍學校組成，成員都是紅軍的骨幹，不到萬不得已，中央不會動用這支部隊。

　　江邊，一方巨石之上，成了劉伯承的指揮點。6天6夜，37名船工不停地划船。巧渡金沙江，未損失一兵一卒。待到敵人大隊人馬趕到江邊，紅軍早已遠走高飛。

　　滇軍説，紅軍的行動是曲線運動，飄忽不定；川軍説，紅軍的行動像太極圖形，神出鬼沒；黔軍説，紅軍的行動為磨盤戰術，難以捉摸；中央軍哀嘆，整天被紅軍牽著鼻子走，紅軍拐個彎，我們跑斷腿。

　　如今，巧渡金沙江紀念碑與那塊江邊巨石並排而立，無言訴説那驚心動魄的日日夜夜。

　　如果説，中央紅軍在金沙江畔是以巧制勝的話，幾乎發生在同一時期的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之戰，卻是一場硬碰硬的惡仗。

　　遵義會議後，中央電令紅四方面軍離開川陜根據地西渡嘉陵江，策應中央紅軍北渡長江入川。

　　嘉陵江江寬水急。川軍兩個軍的主力已經在對岸密集佈防——在敵人火力控制下架橋幾無可能，紅軍迅速過江，唯有依靠船隻。

　　紅軍的動員能力和根據地群眾的支前熱情在關鍵時刻空前迸發，渡江船隻以最快的速度準備完畢。1935年3月28日晚，紅四方面軍的長征，在激烈的槍聲中拉開序幕。

　　夜色茫茫，紅軍向對岸發起猛烈攻擊，江面上萬船齊發，川軍苦心經營的沿江防線被突破。24天內，紅四方面軍連克西岸8座縣城，殲敵12個團，創造了紅軍有史以來大兵團強渡江河連續進攻作戰的成功先例。近10萬將士和根據地人員，由此踏上長征征程。

　　大渡河畔

　　——兩支走過同一條道路軍隊的結局截然不同。5天之內，紅軍兩次創造戰史奇跡。

　　大渡河擋在了中央紅軍面前。

　　與金沙江比，盤旋在崇山峻嶺之間的大渡河水流更急，巨浪能掀起幾丈高，幾十里也找不到一個渡口。

　　1863年，太平天國驍將石達開率兵西進，在這裡全軍覆滅，7000強悍的太平軍慘死在清軍刀下。1935年5月下旬，紅軍在大渡河畔遭遇10萬國民黨大軍南北夾擊，又一次陷入生死之地。

　　據説，紅軍長征期間，蔣介石曾興奮過三次，都與江河有關。一次是在湘江，第二次是赤水河，第三次就是在大渡河。看到紅軍踏上了石達開覆滅的老路，蔣介石給手下將領發報：“今共軍入此漢彝雜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險峻、給養困難的絕地，必步石達開覆轍，希各軍師鼓勵所部建立殊勳。”

　　危急時刻，楊得志率紅一團突然出現在安順場渡口。槍林彈雨中，17勇士駕一隻從敵人手中奪回的小舟從巨浪尖上飛向對岸。

　　但船少人多，2萬人馬無法迅速渡過大渡河。

　　楊成武指揮紅四團直撲瀘定橋——毛澤東甚至作了最壞的打算，一旦奪橋不成或敵人趕在紅軍到來之前毀掉了鐵索橋，就讓劉伯承和聶榮臻率紅一師“單獨去四川搞一個局面”。

　　此時，紅四團距瀘定橋240里，他們要去完成一項幾乎無法完成的任務，一晝夜飛奔240里，奪取瀘定橋。

　　腳下是纏在峭壁上的羊腸小道，身旁是咆哮的大渡河水，耳畔是一道更比一道緊急的催徵令……

　　紅四團創造了晝夜急行軍240里的神話，在敵人還未還得及毀掉這座古橋時，22名突擊隊員冒死攀上了搖搖晃晃的鐵索……相隔72年，兩支走過同一條道路的軍隊，最終有了截然不同的結局。

　　毛澤東欣喜地説：“我們的紅軍真是無堅不摧，所向披靡，有這樣的紅軍戰士，還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

　　大渡河畔的奇跡，成了長征路上兩支開路先鋒——紅一團和紅四團的榮耀。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半個世紀後在鐵索橋上感嘆：“要是渡河失敗，要是紅軍在炮火下動搖了，或是國民黨炸壞了大橋，那中國後來的歷史可能就要改寫了。”

　　那個勝利的夜晚，劉伯承、聶榮臻提著馬燈登上了鐵索橋，相約將來勝利了，要為勇士們立一座碑——如今，在安順場、在瀘定橋，一座巍峨的紀念碑和一座紅軍戰士雕像，凝固了兩個不朽的瞬間。

　　絕地生存

　　——毛澤東“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比雪山草地更加嚴峻的考驗原來在這兒。

　　藍天白雲下，恢宏的長征紀念總碑與遠處的雪山重疊在一起。碑園選擇在雪山與草地交匯處的川西松潘，是因為三支長征大軍都曾在這裡留下過生命的詩行。

　　北上與紅四方面軍匯合，有三條道路可選：向西，一路荒無人煙；向東，敵人重兵把守；中央決定，翻越夾金山大雪山。

　　高寒，缺氧，暴雪……對於這支衣衫襤褸的隊伍，幾乎又是一條死亡之路。鄧穎超生前回憶：“不能中途休息，否則大風雪來了，就會凍死在山上……有些體弱患病的同志，一坐下來就起不來。”

　　老紅軍郝毅記得，累得氣喘吁吁，朦朧間看見有塊大石頭，想坐下喘口氣。誰知，剛一坐下，石頭居然歪倒了。原來，那是前面部隊犧牲的戰友，身子早已凍僵了。

　　沒有人能夠説得出有多少年輕的生命留在了雪山上。長征路上，三支大軍翻越雪山21座。每走幾步，就能看到凍成雪人的戰友的遺體，如同路標矗立在長長的雪路上。

　　讓無數紅軍戰士畢生無法忘懷的，還有雪山下被稱作“魔毯”的水草地。一叢叢野花和綠草底下，是一個又一個泥潭陷阱，水中含有毒素，傷口被水一泡，就會紅腫潰爛；有人喝兩口竟然肚子發脹，發病而死。沒有糧食，一切可以果腹的東西都用以充饑，野菜、草根、皮帶、老鼠……甚至糞便中沒有消化的青稞粒。多少從槍林彈雨闖出來的硬漢子，最終沒能走出川西高原一望無際的水草地。

　　開國上將王平生前回憶，走出草地70多裏，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發現班佑河那邊還有幾百人沒跟上來，讓他帶一個營去接應。走到河灘，王平用望遠鏡觀察，只見對岸有七八百人背對背坐著，一動不動。王平帶人迅速涉水過河，一個個查看，發現除了一個小兵還有一絲氣息，其餘的人已經全部沒氣了。趕緊背上小兵往回返，剛一過河，小兵也犧牲了……

　　處處生死關，步步是險境。就在穿過草地的時候，嚴峻的黨內鬥爭，也在考驗著這支年輕的隊伍。仗著手下兵強馬壯，張國燾在一、四方面軍匯合後公然鬧分裂，拒不執行中央北上的決議，強行帶著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一部第二次過草地南下，最後發展到另立中央的地步。

　　興奮的會師變成了嚴重的分裂。黨中央被迫帶領紅一軍團和三軍團北上。

　　一年之後，南下隊伍連連受挫，8萬兵力損兵過半，不得不三過草地北上。草地上幾乎再也找不到任何充饑的東西，又有一批年輕的生命倒了下去。

　　後來，斯諾問毛澤東：“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毛澤東回答，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最後天險

　　——走過千山萬水，終於有了落腳地。毛澤東喜形於色：“我們的偵察兵，把劉志丹的根據地給‘抓’來了。”

　　連續11個月艱苦轉戰，一次又一次闖關奪隘，當毛澤東率領7000紅軍來到川甘交界處的臘子口，等待他們的又是一處險峻的關隘。

　　陡峭的岩壁直上雲天，臘子口就像大山中用巨斧劈出的一條細縫，橫跨在臘子河上的一座小木橋把兩邊的絕壁連接。要過臘子口，除了通過小橋別無他路。然而，敵軍兩個營已層層佈防，橋頭碉堡林立，兩山之間重機槍把守……紅軍正面進攻受挫。

　　怎麼辦？有人提出攀上峭壁，居高臨下突襲敵碉堡，配合正面進攻。峭壁成八九十度仰角，攀上七八十米高的頂端談何容易？

　　一個從貴州入伍的苗族小戰士毛遂自薦。朦朧的星光中，只見他在一根長長的竹竿上綁上鉤子，鉤住懸崖上的樹根、崖縫，一段一段地往上爬，在戰友們注視之下，像猿猴一樣攀上高聳的絕壁——一個個官兵順著繩索攀了上去……敵人的火力被從天而降的紅軍死死壓住，正面進攻同時打響，橫亙在長征路上的最後一道天險被打開——然而，這個苗族戰士竟然沒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戰友們只記住了他的綽號——“雲貴川”！

　　1935年9月，紅軍到達甘肅南部的岷縣境內，偵察連長梁興初帶領偵察兵化裝成中央軍進入甘南重鎮哈達鋪，不但找回了刊有徐海東、程子華率紅二十五軍與陜北劉志丹部會師消息的報紙，還生俘了一個路經哈達鋪的國民黨少校。

　　走過千山萬水，終於有了落腳地。毛澤東喜形於色：“我們的偵察兵，把劉志丹的根據地給‘抓’來了。”他大手一揮，“到陜北，去找劉志丹！”

　　“死亡軍團”

　　——向死而生的長征大軍走出了絕境。留在蘇區的戰友卻在敵人的重兵絞殺中走到了生命的終點。

　　絕地重生的長征隊伍，望見了黃土垣上最後一片紅色根據地飄揚的旗幟，留在蘇區的許許多多人卻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1935年8月6日，被俘8個月的方志敏在贛江邊上就義——距他37歲生日還有半個月。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剛剛出發——1934年11月，時任北上抗日先遣隊軍政委員會主席的方志敏率紅十軍團踏上了孤軍北上之路，擔負牽制敵人兵力、掩護主力轉移任務。

　　那是一條比前途未卜的長征更加險惡的道路。在20倍于己的國民黨重兵圍追堵截下，部隊屢屢受創。1935年1月，紅十軍團退至贛東北邊緣，不料敵人早已設置了縱橫交錯的封鎖線。

　　一番浴血鏖戰之後，方志敏和軍團參謀長粟裕帶領800多人率先衝出了封鎖線，但大部隊還陷在敵人的包圍圈裏。在方志敏召集的最後一次軍政會議上，他堅定地説，我是部隊的主要負責人，不能先走。遂調轉馬頭，復入重圍。

　　突出重圍的幾百殘兵在粟裕率領下，後來發展為中國工農革命挺進師，與2000將士苦守懷玉山的方志敏，卻在漫天的大雪中不幸被俘。

　　最先發現方志敏的兩個國民黨士兵本以為會發大財。誰知，在這個共産黨“大官”身上，他們連一個銅板也沒有搜到。

　　從被俘到就義的日子裏，方志敏戴著鐐銬寫出了《清貧》《獄中記實》《可愛的中國》等30多萬字的文稿，成了影響幾代人的紅色經典。

　　早在1926年，北伐軍攻克南昌時，蔣介石就曾多次設宴款待已經成名的方志敏。方志敏被俘後，蔣介石親自出面勸降，還許以江西省主席高位，但得到的答覆只有簡單的一句話：“你趕緊下命令執行吧。”

　　既然一代英才不能為己所用，蔣介石下令：秘密處決。

　　主力紅軍長征時，中央決定留下項英、陳毅率紅二十四師和地方部隊1.6萬人掩護主力撤退，開展遊擊鬥爭。1個月後，瑞金淪陷，國民黨軍瘋狂報復，蘇區145個村莊完全被毀，70多萬人慘遭殺戮。

　　奉命留下來的人，成了“死亡軍團”。

　　1935年4月25日，就在毛澤東揮師金沙江的時候，一位紅軍指揮員帶領的遊擊隊在江西瑞金黃膳口一座名叫紅林的山中被敵人包圍。子彈打光，他上好刺刀，準備白刃格鬥。就在這時，一顆流彈擊中了他的右腰上方，一直穿過前胸。魁梧的身軀頃刻倒在地上，手中還緊握著槍。

　　敵人從死者的上衣口袋中，搜出了一張浸染了鮮血的毛澤東照片。照片的背面，有毛澤東的親筆題字。那是他的三弟，29歲的毛澤覃……

　　黨的一大代表何叔衡、黨的早期主要領導人瞿秋白、策劃和領導了寧都起義的劉伯堅，當過毛澤東秘書的古柏等人，都在長征之後的第一個春夏或壯烈犧牲，或英勇就義。他們的名字，與千千萬萬長征英烈的名字一起，鐫刻在了一座座不朽的豐碑上。

　　偉大奠基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傳奇。紅軍的長征早已結束，中國的長征永遠在路上。

　　1936年8月，美國記者斯諾幾經週折來到陜北採訪紅軍，為毛澤東拍下了頭戴八角帽的著名照片——這張照片，讓人們目睹了毛澤東睥睨天下的風采，也讓全世界認識了一支紅色的隊伍。

　　此時，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已經與陜北紅軍匯合，中國革命有了新的落腳點，其他兩路大軍也接近長征的終點——“三軍過後盡開顏”的歷史性時刻就要到來!

　　10月9日，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13天之後，紅一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在寧夏將臺堡會師——至此，歷時兩年的長征以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宣告結束。

　　一度跟隨紅四方面軍長征的朱德總司令在分別一年之後回到毛澤東身邊，戰友重逢，分外欣喜。這時的朱德正好50歲，毛澤東就要迎來43歲的生日，而周恩來年僅38歲，正是人生年富力強的歲月。

　　經歷過長征的考驗，他們已經成為黨和紅軍公認的領袖。在他們身後，是更加年輕的紅軍將領。

　　兩年前，紅軍被迫長征的時候，國民黨認定紅軍“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難就擒”。然而，當歷史將懸殊的敵我力量、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嚴峻的黨內鬥爭三重考驗同時拋給了這支年輕的隊伍，中國共産黨人卻在去向渺茫的“絕路”上，完成了一次驚天逆轉。

　　克關奪隘，絕處求生——長征，造就了無堅不摧的隊伍；

　　力挽狂瀾，撥正船頭——長征，形成了眾望所歸的領導集體；

　　衝破教條、實事求是——長征，翻開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新篇章。

　　一場山城堡戰役，奏響了奠基西北的第一樂章。

　　山城堡位於甘肅環縣縣城以西70公里。三大主力會師僅僅一個月，紅一、二、四3個方面軍聯合作戰，一舉消滅胡宗南部一個旅又一個團。國民黨對紅軍的“圍剿”徹底失敗，蔣介石喟然長嘆：“六載含辛，未竟全功。”

　　作為中國革命戰史上三個方面軍唯一一次聯合行動，紅軍的凝聚力在山城堡戰役空前爆發。時任紅二師師長蕭華在《長征組歌》中寫道：“山城堡，軍威振。夜色朦朧群山隱，三軍奮勇殺敵人……旭日東昇照戰場，會師獻禮載功勳。”

　　親自指揮了山城堡之戰的彭德懷説，此役是促成西安“雙十二事變”的一個因素。

　　20天后的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華清池發動兵變，扣留蔣介石，以“兵諫”的方式逼蔣抗日。

　　中共中央審時度勢，周恩來趕赴西安斡旋，迫使蔣介石接受共産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正確主張。

　　長征，以其特有的偉力影響和推動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長征，將歷經磨難而不倒的民族精神，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包括紅一、二、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在內的30萬長征大軍，最終到達陜北的僅僅3萬餘人。然而，正是這樣一批人改寫了歷史。

　　伴隨著長征的勝利，中國共産黨和她所領導的軍隊站到了抗擊外敵入侵的最前線。

　　毛澤東説，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

　　80年的歷史，證明了這一偉大的預言——因為，從長征開始，中國的命運牢牢掌握在了中國共産黨人自己的手中，而長征，正是黨和紅軍用理想、信念、意志和精神鑄就的不朽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