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春玲：雲南如何破解習近平“扶貧三問”

中國新聞來源:中國網 2016年09月01日 17:49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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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春玲在雲南少數民族貧困縣、貧困鄉調研 （向春玲供圖）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記者 王虔；實習記者 王壹弘 王玉瑩) 為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目標，脫貧攻堅業已成為當前中國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重點提出並回答了“扶持誰”、“誰來扶”、“怎麼扶”三個關鍵性問題，強調脫貧攻堅已經到了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衝刺階段。在廣大農村地區，精準扶貧實踐如何？對於破解“扶貧三問”又有哪些經驗？中央黨校科社部社會發展理論教研室教授向春玲深入雲南玉溪、紅河、昆明三地少數民族貧困縣、貧困鄉調研，帶來了雲南基層實踐的答案。

　　貧困戶如何識別？

　　層層評議+回頭看

　　在精準扶貧過程中，扶植對象精準這是最基本的工作。那麼貧困戶是怎樣識別的？向春玲介紹，“我去的昆明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中屏鎮書多鄉芹菜塘村，這個村裏有2個村民小組，第一個小組有19戶。這1戶裏有3戶的建檔立卡指標。但是村民評的時候，有5戶都是很貧困的。最後從這5戶裏又比較，評出來3個建檔立卡戶。”評議的流程是怎樣的呢？向春玲給出了答案：首先是貧困農戶申請，然後是村民代表大會民主評議，再交給村委會或駐村工作隊核實，鄉鎮人民政府審核，縣扶貧辦復審再進行公告。“其中有兩次公示，村裏評完進行公示，鄉里評完也要進行公示，公示時要讓村民看評出的是不是貧困戶，有沒有存在不公平的情況，大家進行監督，最後報送縣裏審批。” 向春玲指出，經過自下而上的民主評議、公示、政府再確定審批，評出的貧困戶是村民們基本認可的。以前，一些地區貧困戶的確定存在優親厚友的情況，現在要通過嚴格的民主程序儘量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

　　“最近雲南做的比較多的叫‘回頭看’。什麼意思呢？比如説去年年底做的貧困戶識別完之後過了幾個月時間，要派了一支隊伍專門去檢查，落實的措施有沒有不公，此後貧困戶的情況有沒有發生變化。” 向春玲介紹，貧困人口是動態的，如果一段時間之後已經脫貧了，“比如家裏面有了用於消費的汽車，或者開了小企業、搞投資等等”這樣的情況就不能再成為建檔立卡戶。當然村幹部、財政供養人員也是不能當建檔立卡戶的。

　　向春玲指出，通過這樣一些 “回頭看”的舉措，可以將已經脫貧人員儘早劃離貧困戶範圍，同時還可以糾正早期工作中可能會出現的錯誤，真正讓貧困戶得到國家的政策支持。雲南在確立貧困戶的過程中，一方面是識別貧困戶，另一方面是踐行“回頭看”，這樣可以讓真正的貧困戶成為建檔立卡戶。

　　如何幫扶？

　　建房扶貧+産業支持

　　向春玲指出，在雲南的調研過程中，她發現多數地區在基礎設施扶貧、建房扶貧、産業扶貧合力驅動力度很大。

玉溪峨山縣易地搬遷新房（向春玲供圖）

　　拉祜族是建國初期直接從原始社會末期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直過民族”，玉溪市哀牢山地區的平掌鄉大寨村是一個拉祜族村寨，也是精準扶貧任務的重點。該地位於平均海拔約為2300米的高寒山區地帶，交通等基礎設施較差，鄉級公路沒有實現完全覆蓋，扶貧難度大。“根據當地幹部群眾介紹，當地貧困人口容易以整個村落聚集和整個鄉聚集的形式出現。針對當地實際情況和中央的要求，玉溪採取了易地搬遷的形式來扶貧。”向春玲介紹。

　　玉溪市沒有國家級貧困縣，有9個省級貧困鄉，國家扶貧財政撥款較少，扶貧資金市財政撥款力度大。向春玲介紹，根據國家標準，每戶建檔立卡的貧困群眾建房搬遷都可以獲得6萬元市政府財政撥款和來自農業開發銀行的6萬元貼息貸款。在整村改造的過程中，該村非建檔立卡的群眾也可以獲得2萬元市政府財政撥款和6萬元貼息貸款。結合當地少數民族歷史文化風情和市政規劃，新房由專業建築公司設計，經過村民委員會和群眾審核商議。經過設計規劃後的新房衛生條件和宜居度都有了提高，實現了家家都有衛生間、自來水入戶、人畜分離。結合拉祜族村寨的農業生産習慣，新居中也融入了曬谷場所的設計來方便村民的生産生活。

　　“因為玉溪的地質條件較為穩定，自然災害較少，同時少數民族貧困鄉、貧困村大多在山區，大片平地面積較少，所以當地在建房扶貧的過程中較多選擇原地重建。”向春玲表示，遷往異地安置的群眾，安居地點自由選擇，政府鼓勵這些農戶向集鎮靠攏，通過發展民宿、農家樂等民俗旅遊業創收。

　　有了新房子，還要有産業扶持才能真正“拔窮根”。通過種種産業結構的調整舉措，雲南總結出了“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牧則牧，宜商則商，宜遊則遊（旅遊業）”的經驗。

紅河滬西縣蔬菜規模種植（向春玲供圖）

　　像玉溪，煙草産業全國聞名，是傳統支柱産業，林果産業是近幾年發展起來的新興産業。傳統的煙草産業主要是起到貧困戶近期增收和脫貧作用，新産業林果産業主要是起到長期效益和鞏固脫貧成效作用。向春玲説：“在玉溪的富良朋鄉和平掌鄉，烤煙種植一直是當地人的基礎收入，農戶也發展了種植經濟果林、中草藥和規模養殖牲畜等措施增加經濟收入，貧困群眾還可以獲得政府提供的豬種和種植林果、蔬菜的種苗”。

　　而在紅河州瀘西地區，當地居民將自己承包的土地流轉給龍頭企業，形成了“龍頭企業+基地+合作社+農戶”的發展模式；農民可以通過入股分紅、在當地龍頭企業入職、承租連片土地種植經濟作物等多種方式創收。土地以農戶每畝獲利1500元的形式流轉到當地龍頭企業的手中，為了確保農戶利益不會受損，流轉費以每5年增利10%的形式增長。“瀘西還聯合品牌企業建設了一個做高端奶制産品的基地，從新西蘭進口奶牛，修建了一座奶牛莊園。旁邊是漂亮的森林，有一塊寬闊的牧草地用來建廠房。當地農民可以去打工，公司還收購種植的玉米飼料。這些就業會更多考慮建檔立卡戶。”

　　向春玲指出，因為國家對貧困地區産業扶持政策的實施，企業入駐本地就業機會增加，在家務工的收入不僅和省外基本一致，而且可以保證日結不欠賬，吸引了更多的年輕人留鄉工作。此外，年輕人還可以選擇通過承包土地種植作物，養殖牲畜創收。這些年，鄉村中年輕人的數量逐步回升。

　　建房和産業扶貧是向春玲此次雲南調研中發現的亮點，力度非常大，效果也很顯著。“正如玉溪富良棚鄉塔衝彝族村群眾喊出的口號‘脫貧致富先建房，産業跟上怕哪樣！’”她介紹，除此之外，針對 “五個一批”要求，根據自身扶貧工作，雲南總結出了“勞動力轉移扶貧、金融扶貧、生態扶貧、教育扶貧、醫療扶貧、對口資源扶貧、雙推進扶貧、大數據平臺建設扶貧”等多種扶貧形式。其中金融扶貧主要通過政策銀行為貧困戶建房、創收提供免息貸款，減少農民負擔；大數據平臺建設通過精準錄入貧困群眾信息，保持追蹤動態更新，為扶貧工作提供技術支持。

　　誰來扶？

　　黨委和政府力量大，社會組織需發展

　　“國家劃定的目標是2020年實現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在雲南調研期間，我發現他們都在把脫貧日期提前。”向春玲介紹，像祿勸縣定在2016年底脫貧；玉溪要在2016年和2017年分批脫貧；紅河州的瀘西縣要在2017年脫貧。

平掌鄉直過民族脫貧攻堅作戰圖（向春玲供圖）

　　“祿勸縣是昆明市第一個要脫貧的國家級貧困縣，它還擔負著在脫貧攻堅過程中總結經驗的任務。我去縣政府的時候，第一層大廳裏有個大顯示屏，上面有‘祿勸精準扶貧倒計時’。縣委縣政府為了防止有些貧困戶達到國家脫貧標準線（2855元）之後因為突發情況返貧，還把脫貧標準提高到3500元，這樣即使可能出現一些突然性收入下滑，也能保證全部人員達到國家脫貧標準線以上。”向春玲介紹，在她調研的地區中，村村扶貧工作都像開展戰役一般將貧困人口分佈、貧困戶名單等都懸挂在辦公室，實行“挂圖作戰”。政府還把民政、發改委、農業、基礎設施等各部門資源都圍繞著扶貧攻堅整合在一起。

　　“黨委和政府裏還有一項做的比較多，就是市領導、縣領導，包村包鄉包戶，挂幫扶。玉溪市七位常委加上人大政協兩位一把手，每人挂一個貧困鄉。局級領導挂村。玉溪市每一個幹部人均挂1.5戶，瀘西幹部人均5戶左右，精準到人。地方上還組織了工作隊，不脫貧不能撤走；貧困縣主要領導不脫貧不能調離，大有‘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氣氛，黨委政府的幫扶力度非常大。” 向春玲認為，經過此次脫貧攻堅行動，中國的農村將會有非常大的變化。

　　在紅河州的瀘西縣，龍頭公司企業對貧困地區經濟的發展、貧困戶的帶動作用也很大。這些企業提供了就業機會，通過發展産業扶持經濟增長，幫助貧困戶實現脫貧，還能為當地增加稅收。“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時會給企業提供好的服務和政策，當然政府不會把扶貧資金和項目全部交給企業，雙方必須達成一致，企業在當地發展和扶貧帶動上如果取得不錯效果，政府會給予大力支持。”

　　對口支援也在扶貧工作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上海市徐匯區從1997年就對瀘西進行對口支援，每年都從區財政裏面拿錢直接支持貧困鄉縣建設。徐匯區的處級以上幹部都去瀘西挂職，將上海的資源引入，瀘西的一些幹部群眾也被組織去上海學習交流。徐匯區給瀘西建設的希望小學就叫做‘徐瀘希望小學’。還有醫療、整村整鄉推進等方面都給了瀘西大力的援助。”向春玲介紹。

　　“扶貧工作還有一個主體，我認為做的不夠，就是社會力量。” 向春玲指出，農村要把扶貧做好，農民的權益要得到更好的維護，農業專業合作社、農民專業協會必須建立起來，更好地發揮作用，為貧困戶脫貧致富服務，維護農民的權益。“據當地的一些幹部講，現在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發揮作用不太大，但我認為這非常重要。政府確實是想給老百姓做好事，但是不能大包大攬；企業是追求利益的，一不小心就會被利益化。一定要有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而且要發揮作用，把農民的意願反映給政府和企業。”另外，現在扶貧工作任務重、時間緊，基層黨委和政府全力投入，但有些事情還是做不過來，需要社會組織的力量來參與。她認為，我國的扶貧工作已經引入了市場機制，在這個過程當中，農民要有自己的專業合作組織，解決公共事務問題，地方黨委和政府、市場、社會三大主體都要發揮作用。向春玲提出，依照她的調研結果來看，社會組織在扶貧工作發揮的作用還有待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