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以慶：又一個人的戰爭

張以慶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新週刊 2011年11月29日 15:57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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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夏楠

　　張以慶是拍紀錄片的。很多人知道《舟舟的世界》，卻不知道與之緊密相連的這個人。

　　有一天，智障者舟舟忽然到了美國，把美國交響樂團指揮得快樂無比，從《舟舟的世界》裏走出的舟舟就這樣成了“世界的舟舟”。張以慶卻還是張以慶。

　　這是一個拒絕城市的人，行走在鋼筋水泥的叢林，永遠疑慮重重。卻又離不開城市半步，否則水土不服，緊張兮兮，重心不穩。

　　這是一個玩著前衛影像的人，卻對電腦及所有器械化的東西保持木訥，不會打字，不會上網，不會e-mail。

　　他認同《新週刊》對武漢的評定：最市民化。卻每天生活其中，樂得其所，走在喧囂的大街上與陌生人擦肩而過，不皺一下眉頭。

　　不得不提的舟舟

　　這是個陳舊的話題。張以慶不想談。他的態度是冷淡的。就在採訪前一天，湖北電視臺為他舉辦的學術報告會上，他放了兩部自己的片子和幾部他看好的別人的片子。所有人都在專注地看，張以慶沉默地坐在角落。不可否認，他的神情出賣了他，在放到《舟舟的世界》時，那個坐在指揮台下，沉醉地跟隨音樂賣力揮舞著一支鉛筆（指揮棒），雙目炯炯表情生動的舟舟一齣場，張以慶的表情立刻變得嚴肅。

　　湖北電視臺完全將《舟舟的世界》作為模本，有人保持著每兩周看一次的記錄，有人甚至連這個鏡頭緊接著的下個鏡頭是什麼都了然于胸。在舟舟從湖北電視臺走到中央電視臺、《紐約時報》，到吉尼斯世界大全，肯尼迪藝術中心，成為世界的舟舟之後，張以慶是再也沒有一個人看過這部片子了。成名後的舟舟並不完全給張以慶面子，有時候，當著眾人，舟舟拒絕跟張以慶握手。所有人都認為是張以慶改變了舟舟的命運，但舟舟就是舟舟，想不理你就不理你。

　　張以慶不想談這些。談著談著會繞過話題，繞到紀錄片本身中去。張以慶無意改變舟舟的生活。只是有時會冷不丁地拿舟舟“冷幽默”一下：“這麼多獎衝我而來，覺得會跟舟舟很像，有點兒抵擋不住了。”

　　以前，張以慶聽到有人在看片子時説，這傻子挺好玩的，就渾身來氣。現在他想通了：如果人們因為了解了舟舟，走在街上碰到弱智人，眼神變得柔和一些，態度變得友善一些，那他的目的就達到了。

　　同樣，憑這部片子張以慶獲獎多多，在圈內迅速走紅。但他不是明星，不是舟舟，也幸虧不是。似乎舟舟成了張以慶的某處隱痛，催人警醒，令人生畏──人于環境，究竟有著怎樣可怕的牽連？

　　關於英和白的對話

　　告別《舟舟的世界》，在一個朋友發現白這個人物後，經過數月觀察，張以慶決心投入拍攝。

　　10個月的堅持中，很多次他會覺得不是在拍別人，而是拍自己。“我能強烈感覺到白的內心，她孤獨，還特別敏感，脆弱。連同英，這只不能説話的動物。”

　　然而白在其中幾乎沒有一句臺詞，惟一就是：“英，聽話啊。”“英，過來。”（英是一隻雄性熊貓，白是他的馴養師。）關於白與這部片子，顯得神秘。

　　這不是張以慶願意談的話題，他情緒複雜地表達：白是一個很獨特的女性，她並不認為外面那個精彩的世界跟她有什麼相關。在我觀察及拍片的一年多裏，只見她上過一次街。對她來説，困擾主要來自內部。她拒絕採訪，甚至拒絕交談。經歷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政治大動蕩、有一半意大利血統的白，似乎已經把人生看得通體透徹。除了安寧，她別無所求。但採訪和拍攝，就是剝奪她的安寧。“為此，我至今仍感到深深的歉疚，我打擾了她的安寧。”

　　他曾經花了3個月的時間與白溝通。在這時候他認為真誠是最偉大的力量。白在看過《舟舟的世界》後，對張以慶有所了解，她就勉強表示可以一試。但在拍攝的前晚，白突然改變了主意，説不拍了吧，希望你能理解。張以慶當時就覺得天要塌了。選題已報，資金也到了位，而且已經花掉了一些。張以慶在電話裏力爭，電話從夜晚打到淩晨。最後時刻白心軟了，但只是同意拍攝，不同意採訪。“不是不讓白説話，而是她根本不説話。片子出來很長時間她都沒看過，拒絕看。直到四川電視節之後，她才同意看。”

　　“我一直同意這樣的説法：在紀錄片中，最值得尊敬的不是導演而是被拍攝對象。白以她個人的犧牲作為代價給予了我最深刻的理解。每每提到這個話題，我都會産生一種複雜的情緒。”

　　他談到英，一個弱者。“他不會説話，不能對人發言，有要求不能表達，受了傷害，無法抗議。雖然他有些神經質，會突然咬你一口，甚至把你的腳咬斷。但在人和現代機器面前，他依然是一個弱者。”

　　以敏銳抓捕細微

　　張以慶其實是個非常敏感的人。

　　他沒上過大學，33歲以前呆在工廠，開過機床，看過倉庫，主持過黑板報，因為對於文字的敏感，沉寂的10年中漸漸由工人演變成宣傳幹事，在一些文學期刊上發表詩歌小説、曲藝相聲，是那個時代時髦的“文青”。1987年，一個偶然機會張以慶被借調進湖北電視臺，邁上他的“聖殿”大門時，心中仍是抖抖索索。

　　他説，他不讀萬卷書。他幾乎沒有看過一本電視電影方面的書，所有的積累都是從前讀的文藝書籍，搬過一次家，如今束之高閣，你聰明一點就最好別問他正流行的層出不窮的新人新書。

　　他也不行萬里路。一離開熟悉的城市，他緊張，覺得寒冷，饑餓，引發系列不適應症。他説自己最理想的拍片地點就是在湖北電視臺的廣電大院，活動半徑在500米範圍內。但他的作品飄洋過海，帶給異域的那些不同種族不同膚色聽不懂中國話的人們同樣的震動。2002年8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行的“世界文化多元化研討”國際會議上，《英和白》映畢，掌聲雷動，一位印度資深導演站起來，朝張以慶深深鞠躬。“有的朋友在地理上走很遠，而我在人的內心走很遠。”

　　還有，他像節被遺棄的舊車廂，完全與城市脫軌，對電腦和網絡一竅不通，作為一個從業15年的電視導演他從未摸過攝像機。張以慶顯出小學生般的自卑。他説：如果世界上每個人都有汽車的話，他肯定是最後一個去拿駕照的。又是借助敏感，他知道要求剪輯師在哪加上半幀，或者在哪減掉半幀的半幀。所謂幀，電視人所了解的在編輯機上一秒鐘畫面可以分切成24幀，每幀細如髮絲。

　　他從敏感這裡源源不斷地擷取所需。他相信某些與生俱來的東西對性格的昭示，比如血型，比如星座。他喜歡在片中用音樂恣意鋪張一種情緒。什麼情節用什麼曲子，全憑敏感告訴他。

　　這樣一個生性特別的人，以他自己的方式觸摸著這個城市的脈動。我也確信，一個天生敏感的人，對人的情感、人性中任何一點細微的東西，他都充滿了敏銳的直覺。就好比他對機械化的東西本能的排斥一樣，此消彼長，這時，想想失聰的貝多芬，仍然能創作出《命運》的華章。

　　堅守完美的孤獨戰士

　　張以慶是獨居人士。經歷了工廠的10年孤獨，現在他又沉入紀錄片的孤獨，回到家面對四壁，永遠是他一個人的戰爭。

　　他的工作與生活幾乎重合，他説自己好像再也不能幹點別的什麼。“很多時候我想一個人呆著。做紀錄片就是這樣，這是別人無能為力的。”總有人會好奇地問張以慶，拍片子最難的是什麼？他説，在今天這個多元社會，處處充滿誘惑，難就難在很長時間專注于一件事。

　　張以慶應該就是一輩子專注于一件事。《紅地毯上的日記》完成于10年前，是張以慶的起家作品，説的是一個藝術體操隊的事，片子拍攝了三天半，片長15分鐘，可絕少人知道，為這15分鐘，張以慶每個週末，騎著自行車到現場整整觀察了3個春夏秋冬。《舟舟的世界》是50分鐘，但他們足足拍了2100分鐘素材，70多盤錄像帶，每回去剪接張以慶都得用車拉。《英和白》的所有字幕提示語才1000多字（沒有解説詞），而在此之前的文字記錄竟有10多萬字。

　　張以慶做片子很慢，他自我辯解説，慢是一種權力。慢是由於細緻、認真，由於沉澱，還由於他對於個性的偏執。説“女人像花一樣”的第一個是天才，第二個什麼都不是，第三個就更慘，張以慶説有時候逼急了真想跟著説“像花一樣”。

　　看過張以慶片子的人都有一個感受，音樂和片子的風格十分貼近。可是為了幾分鐘甚至幾十秒的音樂他可以聽上幾百首樂曲。在北京電影學院，看完《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後，有學生問張以慶是不是學音樂的？他不好意思地説，參加過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有人談《英和白》的音樂和布景非常接近《花樣年華》，在北京電影學院，張以慶甚至因此獲得與王家衛同等的禮遇。但張以慶的反應冷淡：“其實我是在整部片子做完之後才聽人提起這麼一部片子，於是專門找來看，看了以後沒有太多的感覺。有些時候一些偶然的巧合是存在的。只能這麼解釋。”

　　不能不説，張以慶住酒店，務必要純白的桌布和滾燙的茶水；他坐沒有煙味的出租車。他一個人住的家，依舊整潔，他説自己如果離開城市，會倍感不安。

　　採訪手記

　　那天張以慶的狀態不佳。除了事關紀錄片，其他的問題總是斟酌，言辭夾帶著困頓。後來打開電視機，一起看了場女籃世錦賽中國隊對俄羅斯隊的比賽。中國女籃由開始的領先10多分到最後敗北，這令一向追捧中國女籃的張以慶懊喪不已，他認為這跟做紀錄片一樣，不能碰運氣，到最後只能靠實力説話。

　　再後來他説，對不起，別問我太多問題，不在我的語境當中，我就特笨拙。

　　《英和白》簡介：武漢雜技團狹窄的小院，一座大門裏是英和白的家。英是世界上僅存的一隻被馴化可上臺表演的熊貓。白是一位有著一半意大利血統的女馴養師。她和英組成的家庭已經14年了。屋角是一台電視機，白天黑夜地製造著各種聲音。因為某種原因，英和白停止表演多年。白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照料英的吃喝拉撒和進行一些可能並無意義的訓練。喧囂是別人的，白可以半年半年地不出門，守著英，她惟一的寄託。

　　《英和白》獲2001中國四川國際電視節最佳紀錄片獎、最佳導演獎、最佳創意獎和最佳音效獎。第19屆中國電視金鷹獎紀錄片最佳編導獎。2002年5月入選INPUT國際電視大會，巡演于歐洲、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