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同道：真實性是紀錄片的生命與品格

張同道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紀實臺 2011年09月28日 14:23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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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意外，就是非常規狀態，不應該發生的事兒發生了。《我們的留學生活》熱透北京、成為公眾談論話題多少有些意外，因為這是一部紀錄片，而紀錄片在當今大眾文化語境裏並不熱鬧，它常常靜臥于文化邊緣地帶。因此，這部紀錄片所導引的社會效應與收視現象比作品本身更值得探討。

　　其實，紀錄片火暴並不意外。把目光推到上一個世紀，每逢重大歷史事件發生之際，也正是紀錄片發展之時，紀錄片往往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文化。從蘇聯維爾托夫的電影眼睛派、英國格裏爾遜的“我視電影為講壇”理論、美國勞倫茨的社會問題片到荷蘭飛人伊文思“參與當前的重大事件”的系列作品，紀錄片介入社會，深入矛盾，成為時代見證。60年代以後，電影紀錄片的新聞功能被電視取代，電視紀錄片趨於發達，小人物進入公眾視野。90年代，《生活空間》以“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為創作策略，辟出中國紀錄片新路——這在當時也曾是社會關注的話題。

　　然而，近年來中國紀錄片漸漸失去觀眾。紀錄片編導以風雅自命，指責大眾沒有文化品位，大眾的審美意識追隨泰坦尼克號沉沒大海，剩餘的只有小燕子的吵吵鬧鬧、裝瘋賣傻，大眾早已腐敗的胃口僅僅適宜於吞噬文化垃圾。觀眾則埋怨當今紀錄片晦澀、枯燥、沉悶，故作高深。

　　《我們的留學生活》為紀錄片和觀眾提供一次化干戈為玉帛的機會，熱烈擁抱。這意外中的不意外給紀錄片製作者留下一些啟示：不要感嘆觀眾拋棄紀錄片，是紀錄片背棄觀眾。紀錄片應該直面生活。

　　攝象機眼睛聚焦哪？這是紀錄片製作者最關心的問題。老少邊窮題材一度氾濫熒屏，似乎這才是文化品位。其實，很多作品難以排除獵奇與投機的嫌疑。城市題材少，社會矛盾題材少，關注個體心靈情感的更少。轉型期的中國有太多問題值得關注：人口遷徙、制度變革、上崗下崗、情感困惑、觀念更替以及這些問題背後的心態等等，記錄這些問題的作品都可能為社會所關注。總之，紀錄片製作者應直面生活，介入矛盾與衝突，介入情感與心靈。

　　真實性是紀錄片的生命與品格，敏感、耐心、觀察與對人的尊重是紀錄片製作者的基本素質，非虛構、非劇情是紀錄片與故事片的區別。但是，危機來自根部，紀錄片的真實性受到質疑：人們看到影視語言造假的技術節節遞增，紀錄片能堅守忠貞嗎？在國際紀錄片界，真實性的困惑令學者和製作者同樣興奮，90年代德國作品《大象的陷落》與其説是紀錄片，不如説是對紀錄片的反思。中國紀錄片所面臨的真實性困惑卻不是本性問題，而是傳統讀解中的真實性問題：它真實嗎？判斷的標準是生活常態。目前電視臺播出的紀錄片依然是宣傳色彩馥鬱，人性價值貧弱，尤其好人好事模式的作品氾濫，假話連篇，矯揉造作，不少記錄英雄或模範的紀錄片不僅損壞紀錄片的信譽，也毀壞人物本身——假如這英雄或模範是真的。

　　紀錄片故事化似乎也是一種趨勢。紀錄片是溝通人與人的情感與思想的，如果過於專業化、學術化，普通觀眾被拒之門外，很難達到交流的目的。因此，紀錄片也要倡導觀賞性，要好看。北京有線電視臺的《費傑日記》是一部製作略嫌粗糙卻頗具觀賞性的作品，編導把人物放在一個故事中講述，人物就易於展示性格特徵，觀賞性也比較強。當然，紀錄片的故事不能是編導出來，而是記錄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