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兵：捕捉世外神韻 《藏北人家》創作談

王海兵紀錄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26日 16:4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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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中國四川國際電視節已落下帷幕。我們創作的《藏北人家》（以下簡稱《藏》）獲最佳紀錄片“金熊貓”大獎，這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它引起我們的深思，引導我們去回顧、探討創作該片的心路旅程。

《藏》片是四川電視臺和西藏電視臺合拍的系列片《西藏》中的一集。拍片過程説來簡單：攝製組6個人都是30歲以下的年輕人，碰巧其中一半是北京廣播學院畢業生。王海兵、趙堅是82屆，韓輝是83屆，3個人挑起了編、攝、撰稿的擔子。為了尋覓拍攝題材，我們這支小小的創作隊伍幾乎走遍了西藏。去年8月下旬，我們來到藏北腹地納木湖畔，在那裏結識了牧民措達一家。以後的日子裏，措達家的帳篷旁多了三頂小帳篷，我們和措達早晚相處，用自然跟蹤手法不分晝夜地拍了200多分鐘的素材，回拉薩很快寫出本子，又轉入另一題材。直到今年6月，長達47分鐘的《藏》片才編輯創作出來。

《藏》片值得探討的首先是題材的選擇。為什麼要這樣去拍藏北？一戶普通的牧民，一些平凡的生活細節，沒有一點轟轟烈烈的戲劇性和高潮。

簡而言之，《藏》片的選題是我們對中國西部、對青藏高原思考的結果。中國西部瑰麗多姿，青藏高原神奇迷人。要獵奇，盡可以去拍風光和民俗風情（我們也拍這樣的題材，如《羌塘盛會》等），但我們不滿足僅僅是這些。

浮沉在人煙稠密的城市裏，狹窄壓縮的空間和緊張的生活節奏，使人有一種自我消失的感覺。在廣袤的西部，人們似乎重新發現了地球的本貌，發現了大自然如此壯闊偉大，同時也發現了我們自己，但是，人是如此孤獨弱小。

你會想些什麼？面對青藏高原巨大的空間體積，面對“第三級”的冰天雪地和常年不停的西風，難道你只會想到欣賞美麗風光，追求奇風異俗的刺激，而不去想——人？得有多大的決心，人們才敢去青藏高原旅行。更得有多大的勇氣和毅力，人類才能在這裡生存下來！

我們把思維的焦距，對準生於斯長于斯的藏北人身上。我們想探尋藏北人在與大自然生死搏鬥中創造的獨特文明的內容和本質。我們關心這種文明的生長和命運。這種關心、同情根源於我們與藏北人都是人類的一員。我們都要面對大自然。我們對他們命運的思考實際上也是對人類共同命運的思考。

正是這一思維方向引導我們去拍攝人。中國畫畫人畫動物講究畫“眼”，我們拍藏北也要畫“眼”，這只“眼”就是普通牧人的生活和命運。

這一構思醞釀了二、三個月。我們這個創作集體，既有在四川藏區多次採訪的積累，又有在西藏工作多年的感受，對牧民的生活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早在5月份進藏之初，就有拍這樣一部片子的想法，但是遲遲沒有動手拍，是因為沒有找到準確的切入點。

除了我們，很多人都拍西藏。總感到浮光掠影的多，熱熱鬧鬧的多，獵奇的多，真正帶著一種關注和同情的態度去反映實實在在的生活的片子太少。當前紀錄片創作，又熱衷於“文學體”的樣式，過分追求解説詞的華麗和鏡頭的技巧，而這些，恰恰不是我們藏北所需要的。我們在西藏牧區生活了三個月，所體驗到的，是一種生活的樸實，是大自然的感染力。追求自然和樸實，是生活對我們的啟示。三個月來，我們反復討論這部片子的主題和風格。把拍攝內容限制在一戶牧民一天的生活裏是我們最終構思的結果。這一構思基於兩點：其一，儘管藏北荒涼寂寞，但有人的存在就有社會。而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最基本形態。要觀察藏北人，觀察他們在如此險惡的自然環境下究竟是怎樣生存下來的，最好的途徑是觀察一戶人家。其二，我們追求樸實自然，我們對創作手法的規定是紀實性的。我們試圖把觀眾帶入一個完全真實的環境中。以一天的生活流程為主線來反映一家人的生活，是體現我們意圖的最佳選擇。

納木湖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湖，海拔4718米，湖面高度比泰山絕頂還要高出三倍以上。湖的周圍是草場。我們來到這裡尋找拍攝對象。措達一家是偶然選中的。他們的家庭結構較齊全，有年輕夫婦、老人、小孩；牛羊財産為中等水平，具有代表性。

藏北牧人很豪爽。我們很快就成了朋友，他們幫我們扎帳篷、做飯，毫無保留地告訴我們一切。對我們的拍攝，他們毫不介意。他們從未見過攝像機，也不懂得其中的奧妙，因而連小孩在內，對我們的攝像機都不感興趣，這對我們的拍攝是一個很有利的條件。

我們的觀察從一個個生活細節入手。我們採用一種近似自然主義的拍攝手法，對拍攝對象決不進行人工擺布。自然、真實、純樸，是我們對全片的藝術把握。讓鏡頭的造型美與生活細節的真實自然美結合起來，這是我們對鏡頭的美學追求。我們並不刻意追求單純的畫面效果。無論是晚霞中的牛羊，火塘前的笑臉，還是夜色中的帳篷，月光下的牦牛，一切都忠實于生活的真實。我們把鏡頭當成一支筆，真實地記錄、記錄、再記錄，讓生活靜靜地流動，讓鏡頭像生活本身那樣真實自然。

每一個生活細節——吃飯、打扮、放牧、剪羊毛——都深深地打動著我們，正是這種活生生的細節，構成了藏北遊牧文明的內容。將這些細節串起來，就是藏北牧人的真實生活。我們追求細節，用一系列細節來結構全片，這是《藏》片的獨特之處。然而，要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氧氣稀少，行動困難。要完整地記錄生活細節，又不靠擺布而靠抓拍，必須時時機器不離手，隨時處於倚馬待發的狀態。這就註定要付出相當大的努力。攝製組都是年輕人，大家勁頭十足，完全處於一種忘我的創作境界之中。我們以近乎瘋狂的熱情不停地拍攝，忘記了洗臉，顧不上吃飯，從早上五點到太陽落山。我們的發電機24小時不停地工作，仍然滿足不了電池充電的需要。這樣的拍攝對我們來説平生是第一次。

我們把自己觀察到的東西都力圖用鏡頭表達出來。當然，完美的紀實創作風格並不是照搬生活。我們等待，有選擇地記錄，留心思考，不斷完善對全片的總體把握和藝術構思。

我們對《藏》片紀實風格的把握還表現在對解説詞的處理上。對解説詞，我們追求的是樸素、平淡、雋永。在解説詞與畫面的關繫上，我們要求它從屬於畫面。換句話説，不是像某些片子靠解説詞來結構全片，解説一貫到底，光彩照人，而畫面成了可隨意組合的附屬物。我們以生活本身的流程，以鏡頭的內在邏輯來組接鏡頭、發展情節，充分利用電視本身形象化的特點，還電視的本性于創作之中。對紀實性紀錄片來説，我們的理解應該是記錄生活，而不是評價生活。我們相信觀眾的理解，許多內容，都深藏在我們的畫面之中，而不是通過解説喋喋不休地去加以評述。我們力圖維護全片的真實、客觀，追求它的可信性、可視性。紀錄片最主要的表現手段應該説是畫面，而不是別的。只不過這些畫面是經過選擇，可以表情達意，融進了創作者思考的畫面，而不是單純的客觀再現。

《藏》片不是生活的簡單記錄。我們可以從措達一家的生活細節中，引出很多思考，從中發現一些人類學、社會學的東西。我們不是專家，但我們能感覺到，措達一家極為簡單的生産方式生活形態非常古老。幾百年、上千年的藏北牧人祖先的生活，同措達的生活相差無幾。而且今後，尤其在現代文明的觸角難以企及的藏北腹地，牧人的生活會有多大的改變是很難説的。這樣一種生活方式能夠保留下來，正説明它具有它的價值，這種價值也是人的價值。人類在與大自然的抗爭和適應中，必須與大自然保持一種和諧的關係。這是藏北遊牧文明給人的啟示。從措達一家成員的不同分工，他們之間的樸素感情，措達與鄰人及哥哥的關係等等細節上，我們還能發現一種最基本的社會形態，並從中悟出社會的本質：社會是人與自然聯絡的紐帶，是人類組織起來適應和改造自然的形式。在藏北，人與社會、自然的關係簡單明確。沒有社會，孤獨的個人在大自然中無法生存。

所有這些理解都是片子以外的。對《藏》片本身來説，重要的不是外界怎樣評述，而在於生活本身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為自己規定的任務就是不加矯飾地向觀眾提供一部真實的，材料豐富的紀錄片。有些內容如措達妻子羅追一早一晚進行動人的祭神儀式，措達夫婦的宿命觀點，他們不打算送孩子上學，遊牧文明的停滯等都忠實地保留了下來。刪掉這些，藏北遊牧文明就成了一種殘缺的東西。

我們希望《藏》片能為觀眾創造一個思考的天地。我們期望觀眾自己的判斷和自我思考，期望他們從這部片子中獲得諸多內心的感受並得出自己的結論。正如一位國外評委所説：“《藏》片反映的生活我沒有體驗過，也可能永遠無法體驗。但我相信它是真實的，它使我思考許多問題，使我想起了自己的生活。”

藏北畫“眼”的嘗試得到了殊榮。它給了我們許多啟示：電視紀錄片的重要任務，是記錄人的價值、人的命運。電視紀錄片的創作宜遵循以人為中心的現實主義創作道路。《藏》片的獲獎，不僅僅在於它那牧歌般的異域情調。“金熊貓”獎國際評委、美國影視權威人士托馬斯•斯金納先生認為：《藏北人家》和經典紀錄片《北方的愛斯基摩人》以及獲第二屆上海國際電視節“白玉蘭”大獎的《巴卡•叢林中的人們》有許多相似之處。這或許表明了《藏》片成功的原因。因為這些紀錄片都反映了一個人類共同關心的主題：“人與大自然”。

我們很同意“金熊貓”獎國際評委、英國的奧布利•辛格先生的話：“越具地域性的東西，越具世界性。”我們還想補充一句：“越具人類共同價值的東西，越具世界性。”

(王海兵 趙堅    此文寫于1991年,發表在《北京廣播學院學報》。)